2. 皖北卫生职业学院临床医学系, 宿州 234000;
3. 皖北卫生职业学院公共基础部, 宿州 234000
2. Department of Clinical Medicine, North Anhui Health Vocational College, Suzhou 234000, China;
3. Department of General Education, North Anhui Health Vocational College, Suzhou 234000, China
呼吸道癌症(主要包括喉癌以及气管、支气管和肺癌)是一种以恶性肿瘤为特征、累及呼吸系统的重大恶性疾病,是全球癌症死亡的首要原因之一[1]。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吸烟流行以及环境污染的持续加剧,呼吸道癌症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呈上升趋势,已成为突出的公共卫生问题,给患者个人、家庭及社会医疗体系带来沉重的疾病负担和经济压力[2]。中国作为人口大国、吸烟人数最多且空气污染问题较为突出的国家之一,呼吸道癌症的疾病负担位居世界前列[3]。既往研究表明,我国呼吸道癌症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在过去数10年间显著增加,50岁以上人群尤为高发,且男性患病率显著高于女性[4]。因此,对高危人群实施精准预防并对主要风险因素进行合理管控,是中国降低呼吸道癌症死亡率的关键对策。
尽管已有研究对中国呼吸道癌症的流行病学现状予以关注,但现有分析多基于全球疾病负担研究(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 GBD)2019(GBD 2019)或GBD 2021数据,且研究范围常局限于特定地区或单一癌种[5-6]。Lin等[5]分析了福建省及全球气管、支气管和肺癌的疾病负担、变化趋势及相关风险因素,但其中国人群分析主要集中于福建省,全国代表性有限。Long等[6]比较了中国与G20国家肺癌负担的年龄、性别和社会人口学指数(socio-demographc index, SDI)差异,并预测了未来变化趋势,但其研究仅涉及肺癌,未同时涵盖喉癌。同时,部分研究缺乏对吸烟、空气污染等主要风险因素在疾病负担变化中贡献的评估,或未采用先进的统计方法对长期趋势、性别与地区差异演变模式以及未来负担进行预测[7]。李天一等[7]基于GBD 2021数据评估了1990—2021年全球及中国肺癌疾病负担的变化趋势,但未进一步预测中国肺癌疾病负担的未来变化。为填补上述研究空白,本研究首次基于GBD 2023数据,通过更新数据时限并整合多癌种,系统分析1990—2023年中国呼吸道癌症疾病负担指标的年龄模式与时间趋势。另外,本研究比较了全球不同SDI分区呼吸道癌症疾病负担的变化特征,量化了主要风险因素的归因负担,并预测至2040年的疾病负担变化趋势。本研究旨在揭示我国呼吸道癌症的流行模式,为制定精准、高效的防控干预策略提供科学依据,并为优化我国呼吸道癌症防控体系提供决策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本研究所需的疾病负担数据均提取自GBD 2023数据库。该数据库的数据来源包括官方死亡登记、癌症登记报告、医院就诊记录、人口调查以及系统评价文献等,主要采用贝叶斯模型估算不同时间、地理、年龄和性别的发病率与患病率[8]。本研究提取了中国全国层面按年龄组(20~95+岁,5岁一组)、性别分层的呼吸道癌症数据,将呼吸道癌症分为喉癌与气管、支气管和肺癌两种。同时,我们提取了对应地区的SDI,以评估不同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根据SDI水平,将研究地区划分为5个层级:高SDI地区、中高SDI地区、中SDI地区、中低SDI地区和低SDI地区。所有指标均报告点估计值及95%不确定区间(95% uncertainty interval, 95%UI)。数据可通过GBD结果查询工具(GHDx平台:https://vizhub.healthdata.org/gbd-results/)公开获取。
1.2 疾病负担指标疾病负担指标包括发病人数、发病率、死亡人数、死亡率和伤残调整寿命年(disability adjusted life years, DALYs),计算全年龄段总数与年龄标准化率。DALYs是总体健康损失的综合度量,通过将每种病因的寿命损失年(years of lost life, YLL)和伤残生命年(years lived with disability, YLD)相加来计算。
1.3 统计学方法本研究纳入GBD数据库中与呼吸道癌症明确相关的分层风险因素,包括膳食风险、烟草使用、职业风险、高空腹血糖、空气污染、饮酒及其他环境风险等。风险因素的评估基于GBD比较风险评估框架,对这些风险因素的暴露水平及其对呼吸道癌症疾病负担的归因贡献进行系统量化。该框架由7个相互关联的主要方法学模块构成。首先,通过估算已确立风险因素与特定健康结局之间的相对风险来确定效应强度;随后,结合不同年龄、性别、地区和年份的暴露分布以及各暴露水平对应的相对风险值,计算每一风险因素对YLL和YLD的人群归因分值。最后,各风险因素的归因疾病负担则依据人群归因分值进行量化,该过程综合考虑实际暴露水平、相对风险强度及理论最低风险暴露水平,从而得出可归因的死亡例数和DALYs数[8]。
在时间趋势分析中,本研究采用Joinpoint回归软件对年龄标准化率指标进行分段线性回归拟合,计算年度百分比变化(annual percent change, APC)和平均年度百分比变化(average annual percent change, AAPC)及其95%CI,同时估算各项疾病负担指标的估算年百分比变化(estimated annual percent change, EAPC),以揭示1990—2023年疾病负担的动态变化模式。此外,本研究运用贝叶斯年龄-时期-队列(Bayesian age-period-cohort, BAPC)模型对截至2040年的疾病负担进行预测。该模型利用集成嵌套拉普拉斯近似开展贝叶斯推断,可精确估算特定年龄段及标准化的预测率。模型通过分解3个维度捕捉趋势特征:年龄效应体现风险随年龄的自然演变;时期效应涵盖影响全年龄组的外部因素(如新技术、政策干预);队列效应则反映了同代群体特有的长期暴露特征[9]。数据预处理、统计计算及可视化图表绘制均依托R软件(版本4.3.2)完成。
2 结果 2.1 2023年中国呼吸道癌症疾病负担的年龄模式2023年中国呼吸道癌症疾病负担严重,估算发病人数达915 933例,死亡人数达784 128例,伤残调整寿命年达17 821 583人年。其中,中国老年人群呼吸道癌症的疾病负担尤为严重。具体而言,50岁以下人群的疾病负担相对较轻,而50岁以后发病率、死亡率及DALY率均呈现快速升高趋势,在70~90岁达到峰值后逐渐下降。2023年,在发病率方面,中国75~79岁人群的喉癌发病率(每10万人)最高,达到12.08(95%UI: 8.34~17.49)例(图 1A);与之相比,气管、支气管和肺癌的发病高峰更为后移,85~89岁人群发病率(每10万人)最高,达到376.86(95%UI: 265.13~469.38)例(图 1B)。死亡率(每10万人)方面,85~89岁人群喉癌死亡率最高,为8.98(95%UI: 6.24~11.73)例(图 1C);而气管、支气管和肺癌死亡率则在90~94岁人群达到最高,达411.42(95%UI: 300.48~516.27)例(图 1D)。DALY率(每10万人)方面,75~79岁人群的喉癌与气管、支气管和肺癌疾病负担均最重,分别为120.01(95%UI: 86.10~168.44)人年和5024.78(95%UI: 3748.08~6131.68)人年(图 1E&1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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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23年中国呼吸道癌症疾病负担年龄模式 注:喉癌及气管、支气管和肺癌的年龄组特异发病率(A, B);年龄组特异死亡率(C, D);年龄组特异伤残调整寿命年率(E, F)。DALYs,伤残调整寿命年。 |
1990—2023年,中国呼吸道癌症的疾病负担呈现波动趋势。在年龄标准化发病率方面,喉癌从1990年至2005年持续下降,2005年至2020年缓慢上升,2020年之后则呈现阶段性上升趋势,AAPC为-0.15%(95%CI:-0.42%~0.03%)(图 2A);气管、支气管和肺癌的波动幅度更大,且近3年迅速上升,AAPC为0.13%(95%CI: 0.03%~0.25%)(图 2B)。在年龄标准化死亡率方面,喉癌从1990年至2013年持续下降,2013年之后下降速度有所放缓,AAPC为-1.88%(95%CI:-2.05%~-1.71%)(图 2C);气管、支气管和肺癌则表现为1990年至2007年缓慢上升,2007年至2014年迅速下降,2014年至2017年再度上升,2017年至2020年急剧下降至较低水平,而近3年又迅速回升,AAPC为-0.26%(95%CI:-0.37%~-0.13%)(图 2D)。在年龄标准化DALY率方面,喉癌从1990年至2014年持续快速下降,2014年之后虽略有波动,但总体仍保持下降态势,AAPC为-1.8%(95%CI:-1.93%~-1.68%)(图 2E);气管、支气管和肺癌则呈现波动下降趋势,AAPC为-0.54%(95%CI:-0.67%~-0.36%)(图 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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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1990—2023年中国呼吸道癌症疾病负担变化趋势 注:喉癌及气管、支气管和肺癌的年龄标准化发病率(A,B);年龄标准化死亡率(C,D);年龄标准化伤残调整寿命年率(E,F)。*代表P<0.05。DALYs,伤残调整寿命年;APC,年度百分比变化;AAPC,平均年度百分比变化。 |
不同SDI地区的分组分析显示,1990—2023年,呼吸道癌症疾病负担在不同SDI地区呈现差异化变化趋势。总体来看,高SDI地区喉癌疾病负担下降较为明显,而低SDI地区近年来发病率、死亡率及DALYs率均呈上升趋势(图 3A、3C、3E)。气管、支气管和肺癌方面,高和中高SDI地区的年龄标准化发病率、死亡率及DALYs率仍处于较高水平,但较1990年呈下降趋势;相反,低SDI、中低SDI及中SDI地区相关负担总体呈上升趋势(图 3B、3D、3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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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1990—2023年不同社会人口学指数地区呼吸道癌症疾病负担变化趋势 注:喉癌及气管、支气管和肺癌的年龄标准化发病率(A, B);年龄标准化死亡率(C, D);年龄标准化伤残调整寿命年率(E, F)。DALYs,伤残调整寿命年;SDI,社会人口学指数。 |
2023年,中国呼吸道癌症的疾病负担主要归因于多种风险因素,其中烟草是最主要的归因风险因素,在男性人群中贡献尤为突出。无论是喉癌还是气管、支气管和肺癌,烟草归因的年龄组特异死亡率和DALYs率在各年龄段均显著高于其他风险因素,占据主导地位。2023年,烟草暴露归因的喉癌死亡率(每10万人)在男性85~89岁人群最高,为13.63(95%UI: 9.10~18.98)例,女性则在95岁以上人群最高,为1.23(95%UI: 0.42~2.33)例(图 4A);在DALYs率(每10万人)方面,烟草归因的喉癌疾病负担男性以65~69岁人群最重,为188.25(95%UI: 130.33~260.20)人年,女性以80~84岁人群最重,为15.26(95%UI: 6.70~27.73)人年(图 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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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23年中国呼吸道癌症疾病负担风险因素分析 注:喉癌及气管、支气管和肺癌的可归因年龄标准化死亡率(A, B);可归因年龄标准化伤残调整寿命年率(C, D)。DALYs=伤残调整寿命年。 |
气管、支气管和肺癌呈现相似年龄模式,男性85~89岁人群烟草暴露归因死亡率(每10万人)最高,为431.54(95%UI: 284.58~593.53)例,女性95岁以上人群最高,为110.86(95%UI: 55.47~201.28)例。空气污染作为气管、支气管和肺癌的第二大风险因素,对男性85~89岁人群影响最大,而对女性90~94岁人群影响最大(图 4C)。气管、支气管和肺癌烟草归因DALYs率(每10万人)则在男性75~79岁人群最高,为6155.99(95%UI: 4228.24~8059.63)人年,女性80~84岁人群最高,为1236.01(95%UI: 753.67~1947.13)人年(图 4D)。此外,职业风险在喉癌和气管、支气管和肺癌中均有一定贡献,而饮酒、高空腹血糖、膳食风险及其他环境风险的归因负担相对较低。
2.4 2026—2040年中国呼吸道癌症疾病负担的未来预测根据预测模型,2026—2040年中国呼吸道癌症的疾病负担预计将呈持续快速上升趋势。在发病人数和年龄标准化发病率方面,喉癌预计将稳步增加,至2040年发病人数将达到112 934(95%UI: 0~576 589)例,年龄标准化发病率(每10万人)将达到5.29(95%UI: 0.00~27.08)例(图 5A);气管、支气管和肺癌的上升幅度更大,至2040年发病人数将达到2 583 721(95%UI: 0~8 057 778)例,年龄标准化发病率(每10万人)将达到112.84(95%UI: 0.00~352.06)例(图 5B)。在死亡人数和死亡率方面,喉癌同样呈上升趋势,至2040年死亡人数将达到44 372(95%UI: 0~289 027)例,死亡率将达到1.98(95%UI: 0.00~12.98)例(图 5C);气管、支气管和肺癌亦持续上升,至2040年死亡人数将达到2 096 290(95%UI: 0~7 299 428)例,死亡率(每10万人)将达到90.54(95%UI: 0.00~315.53)例(图 5D)。在DALYs数及年龄标准化DALY率方面,喉癌同样呈上升态势,至2040年DALYs数将达到1 022 346(95%UI: 0~3 165 236)人年,年龄标准化DALY率(每10万人)将达到50.40(95%UI: 0.00~156.05)人年(图 5E);气管、支气管和肺癌亦持续上升,至2040年DALYs数将达到38 740 766 (95%UI: 0~120 622 010)人年,年龄标准化DALY率(每10万人)将达到1 830.13(95%UI: 0.00~5 703.07)人年(图 5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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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026—2040年中国呼吸道癌症不同性别疾病负担未来趋势预测 注:喉癌及气管、支气管和肺癌的预测发病人数与年龄标准化发病率(A,B);喉癌及气管、支气管和肺癌的预测死亡人数与年龄标准化死亡率(C,D);喉癌及气管、支气管和肺癌的预测伤残调整寿命年与年龄标准化伤残调整寿命年率(E,F)。DALYs,伤残调整寿命年。 |
本研究基于GBD 2023数据库,系统分析了中国呼吸道癌症(喉癌及气管、支气管和肺癌)的年龄与性别模式、时间趋势、风险因素归因,并对截至2040年的疾病负担进行了预测。研究发现,2023年中国呼吸道癌症的疾病负担仍然严重,且在老年人群中最为突出,50岁以上人群发病率、死亡率和DALY率均迅速升高并在70~90岁达到峰值,且男性整体疾病负担显著高于女性;1990—2023年,两类癌症的疾病负担总体呈现波动下降趋势,其中喉癌的年龄标准化发病率、死亡率和DALY率总体呈下降态势但近期有所回升,而气管、支气管和肺癌的波动幅度更大,近期亦呈现上升态势;在风险因素方面,烟草是喉癌的最主要归因风险因素,尤其对50~90岁人群影响显著,其次为饮酒和职业风险,烟草同样是气管、支气管和肺癌的首要风险因素,主要累及50~90岁人群,其次为空气污染和职业风险;根据BAPC预测模型,预计至2040年两类癌症的疾病负担将持续上升,70~80岁人群将成为负担最重的人群。
在年龄模式方面,中国呼吸道癌症的疾病负担在老年人群中最为突出,50岁以后迅速升高并在70~90岁达到峰值。国家癌症中心基于全国肿瘤登记数据估算发现,2022年中国男性肺癌的年龄标准化发病率和死亡率均明显高于女性,喉癌亦呈现类似的男性高负担特征;全癌种年龄分布进一步显示,癌症负担主要集中于老年人群[10]。这一性别差异与全球证据一致:一项基于GBD 2021的研究显示,全球55岁及以上男性喉癌的年龄标准化DALY率约为女性的7.13倍,提示高龄男性喉癌负担突出具有全球共性[11]。该现象可能归因于风险因素长期累积暴露的效应在老年阶段集中显现[12]。呼吸道癌症潜伏期长达约20~40年,在此期间,吸烟、职业致癌物如石棉、柴油机废气以及环境污染物如PM2.5等风险因素的长期暴露,导致DNA损伤和多阶段癌变[13]。此外,随着年龄增长,机体DNA修复机制衰退、免疫监视功能减弱以及细胞衰老相关分泌表型增强,进一步放大了老年个体对致癌因素的易感性[14]。在性别模式方面,男性的呼吸道癌症疾病负担显著高于女性。这可能由于男性通常暴露于更多风险因素,包括烟草、酒精以及特定的工作场所(常涉及环境污染)[15]。此外,男性的激素特征和遗传易感性差异也可能是造成性别差异的重要原因[16]。
在时间趋势方面,1990—2023年,两类癌症的疾病负担总体呈现波动下降趋势且近期呈阶段性上升趋势,预测模型进一步显示疾病负担将持续增长至2040年。中国国家死亡监测系统的本土数据亦显示,2005—2020年气管、支气管和肺癌的年龄标准化死亡率虽小幅下降,但绝对死亡人数及其占全部癌症死亡的比例仍有所增加[17]。Fang等[18]预测,到2030年中国肺癌死亡人数将增加42.7%,与本研究关于未来绝对疾病负担将持续上升的预测结果基本一致。疾病负担早期的下降趋势可能主要得益于中国逐步强化的控烟政策,包括加强烟草使用的监测与预防、推动国家烟草控制立法、提供戒烟帮助、警示烟草危害、执法禁止烟草广告促销及赞助,以及提高烟草税等[19]。这些控烟措施有效降低了人群吸烟率,从而使烟草相关性极高的两类癌症负担呈现长期下降态势。与此同时,影像诊断技术的进步、靶向治疗与免疫治疗的临床应用以及诊疗可及性的提升,显著改善了患者预后,降低了死亡率和伤残导致的健康寿命损失[20]。然而,2020—2023年呼吸道癌症疾病负担出现阶段性上升趋势,这可能与COVID-19大流行期间低剂量计算机断层扫描(computed tomography, CT)筛查实施次数大幅增加有关。耶鲁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在COVID-19流行期间,肺癌CT检查量2021年增长69.6%,2022年增长27.0%[21]。而低剂量计算机断层扫描已被充分证实能够有效从高风险人群中早期发现肺癌[22]。一项在中国的研究表明,对住院患者实施强制性CT扫描使肺癌早期诊断比例较新冠疫情前提高了约25%[22]。因此,近期的阶段性上升趋势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筛查强度增加和潜在病例提前检出的影响,并非等同于真实疾病风险的迅速增加。此外,人口老龄化加速也可能进一步推动这一增长趋势[23]。
本研究发现,在中国,烟草是呼吸道癌症的最主要归因风险因素,尤其对50~90岁男性影响最为突出,饮酒、空气污染和职业风险亦对疾病负担具有重要贡献。这一结果与Liu等[4]的研究一致,该团队报道2021年在中国呼吸道癌症的死亡病例中,烟草归因占比超过60%[4]。另一项基于GBD 2021的中国与全球比较研究发现,吸烟和环境颗粒物污染均是气管、支气管和肺癌死亡负担的主要归因风险因素,且其归因比例在中国均高于全球平均水平[24]。全球范围内多项队列研究和病例对照研究均表明,吸烟可显著增加呼吸道癌症的发病风险[25-27]。喉癌的发生与吸烟导致的致癌物暴露、DNA加合物形成、p53基因突变检测、p53和p16基因编码染色体重排丢失以及细胞周期控制丧失等一系列分子和细胞事件密切相关[28]。而肺癌的发生则可能与烃、亚硝胺等致癌物直接诱导肺上皮细胞DNA加合物形成、基因突变及慢性炎症,从而促进恶性转化有关[29]。空气污染作为主要风险因素,在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中广泛存在。环境细颗粒物等污染物通过氧化应激、表观遗传改变及炎症通路增加癌变概率,且与烟草暴露存在显著协同效应,进一步加剧了对老年人群的危害[30]。而职业暴露虽为次要因素,但在长期从事采矿、建筑、化工等行业的男性中仍构成重要风险,发病风险与累积暴露和年龄均呈正相关,仍需保持高度警惕[31]。未来防控需优先针对中老年男性强化控烟措施、改善空气质量,并加强高危职业人群的防护与定期筛查,以有效降低可归因疾病负担。
然而,本研究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GBD数据来源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监测系统,由于各省在诊断标准、疾病编码规范以及医疗卫生记录完整性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可能引入选择偏差和测量误差。其次,受GBD数据库固定分类结构的限制,本研究无法将气管癌、支气管癌与肺癌进行独立细分分析,限制了对特定癌种特征的深入探讨。最后,预测模型对协变量如吸烟流行率、空气污染浓度、职业暴露水平及防控政策效应的控制可能不够全面。
综上,本研究基于GBD 2023数据系统揭示了1990—2023年中国呼吸道癌症疾病负担的长期波动特征与近期的阶段性上升趋势,明确了烟草、空气污染等关键风险因素的主导作用,并对2026—2040年的疾病负担趋势进行了科学预测。结果显示,我国呼吸道癌症疾病负担仍处于较高水平,防控形势依然严峻,需持续保持高度警惕。加强高危风险因素的综合干预,并针对高风险人群开展定期体检与筛查,是降低我国呼吸道癌症疾病负担,改善人群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均申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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