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指突然发生的事件,如重大传染病、食物及职业中毒、不明原因的群体性疾病,可能对社会公众的健康造成严重损害的后果[1]。截至2023年6月,我国已拥有10.79亿网民,互联网普及率高达76.4%[2]。“网络谣言”一词应运而生,是指通过网络介质(微博、网站、论坛等),传播未经证实或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信息[3]。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网络谣言具有传播内容复杂化、传播途径多元化、传播速度实时化特点[4]。大学生使用互联网频率高,接触到谣言的机会也大大增加,但缺乏社会经验的他们思想单纯、社会意识薄弱,当接触到网络谣言时,容易丧失自身判断力,成为新的传播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辨别能力是指在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对其相关的网络谣言具有相应的觉察、辨别、分析及求证等能力[5]。目前,对网络谣言辨别能力的研究比较匮乏,尤其是以大学生为主体,探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网络谣言辨别能力的相关研究更少。本文结合心理学、社会学等领域知识,更全面地探讨大学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辨别能力及其影响因素,为日后相关研究奠定一定的理论基础。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以安徽省某高职院校学生为研究对象,于2022年9月—2022年11月以年级(20级、21级、22级)进行分层,以班级为整群,采取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法,随机选取18个班级的全部学生为研究对象。在获得学生本人知情同意下,采取线上问卷星的方式发放问卷1238份,共回收1192份有效问卷,有效问卷率为96.28%。其中520名男生,672名女生;年龄为(19.87±1.56)岁。
1.2 工具 1.2.1 一般资料调查表自行设计,包括性别、年龄、生源地(农村、城镇)、家庭经济状况(较差、一般、较好)、专业(非医学类、医学类)、每日平均使用网络时长(0h~、3h~、5h~、7h~)、上网获取信息平台(抖音等短视频、微博/知乎、新闻客户端)、平时关注信息类型(娱乐信息类、服务信息类、学术信息类、新闻信息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方式(逃避、期望、寻求支持)及是否关注辟谣相关的公众号。
1.2.2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辨别能力评估问卷由胡嘉敏等[6]课题组共同编制的网络谣言辨别能力评估问卷,该问卷分4个维度:察觉能力(3个)、辨析能力(6个)、确证能力(3个)及抵御能力(6个)共18个条目,每个条目按“非常不相符”计1分到“非常相符”计5分,总分为18~90分。分数越高,网络谣言辨别能力越强,分为辨别能力较低(≤36分)、中等(37~71分)及良好(≥72分)。本研究该问卷Cronbach′s α为0.924。
1.2.3 批判性思维能力(中文版)测量表(CTDI-CV)由彭美慈等[7]翻译的中文版批判性思维能力测量表,包含7个维度:寻找真相、开放思想、分析能力、系统化能力、批判思维的自信心、求知欲及认知成熟度,每个维度各有10个条目,共计70个条目。每个条目采用6级评分,由“非常不赞同”(1分)到“非常赞同”(6分),总分为70~420分。≥280分说明拥有正向的批判性思维能力,<280分则认为拥有较弱的批评性思维能力。分数越高,批判性思维能力越强。本研究该量表Cronbach′s α为0.894。
1.2.4 网络社会支持量表(online social support scale)采用梁晓燕和魏岚[8]在2008年编制的网络社会支持量表,包含4个维度:情感支持(6个)、工具性支持(4个)、信息支持(5个)及社会成员支持(8个)共23个条目。每个条目采用5级评分,由“完全不符合”(1分)到“完全符合”(5分),总分23~115分,分数越高,获取的网络社会支持越高。本研究该量表Cronbach′s α为0.923。
1.3 统计学方法将数据双人录入SPSS 27.0软件中,计数资料以[n(%)]表示,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x±s表示,采用两独立样本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Pearson相关分析法,多元线性逐步回归。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研究对象的一般特征本次研究对象来自农村648人(54.4%),来自城镇544人(45.6%);家庭经济状况较差240人(20.1%),一般648人(54.4%),较好304人(25.2%);医学类专业488人(40.9%);每日平均使用网络时长0h~ 204人(17.1%),3h~336人(28.2%),5h~452人(37.9%),7h~200人(16.8%);上网获取信息平台中选择抖音等短视频784(65.8%),微博/知乎184人(15.4%),新闻客户端224人(18.8%);平时关注娱乐信息类469人(39.3%),服务信息类333人(27.9%),学术信息类195人(16.4%),新闻信息类195人(16.4%);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方式逃避424人(35.6),期望504人(42.3%),寻求支持264人(22.1%);有464人(38.9%)关注辟谣公众号。
2.2 大学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辨别能力现状本次调查的大学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辨别能力得分为(64.12±7.64)分,其中有904人处于中等水平,占75.8%,288人处于良好水平,占24.2%。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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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大学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辨别能力总分及各维度得分(n=1192) |
结果表明,不同生源地、是否医学类专业、每日平均使用网络时长、上网获取信息平台、平时关注信息类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方式的大学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辨别能力得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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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特征大学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辨别能力得分比较(n=1192) |
研究结果显示,大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得分为(263.75±24.47)分,有75.8%的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水平处于较弱水平,拥有正性批判性思维的学生占24.2%。大学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辨别能力与批判性思维能力呈正相关(r=0.627, P<0.001)。大学生网络社会支持得分为(63.22±13.22)分,与网络谣言辨别能力呈正相关(r=0.542, P<0.001)。
2.5 大学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辨别能力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分析以网络谣言辨别能力得分为因变量,以可能为影响大学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辨别能力得分的因素为自变量,采用多元线性逐步回归筛选出影响因素。见表 3。结果显示,医学类专业、每日平均使用网络时长(5h~)、上网获取信息平台(微博/知乎、新闻客户端)、平时关注信息类型(新闻信息类)、批判性思维能力、网络社会支持这7个因素对大学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辨别能力有显著性影响, 解释总变异的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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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大学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辨别能力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n=1192) |
本次调查对象有24.2%的大学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辨别能力处于良好水平,75.8%处于较弱水平。如纪亚男[9]选取15则热点谣言信息和5则真实信息让大学生来评判真伪性,结果显示大学生网络谣言辨别能力存在较大的个体差异性。本文结果显示,网络谣言辨别能力4个维度条目均分由高到低依次是:抵御能力、确证能力、觉察能力、辨析能力,与胡嘉敏等[10]研究相似。大学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辨别能力的抵御和确证能力得分相对较高,可能与高校把思政教育的主阵地拓展到了网络大平台有关,通过多形式的针对性教育,加强对大学生意识形态引导,大学生践行拒谣辟谣的实际行动力比较高,然而觉察和辨析网络谣言能力不足[11]。早期察觉及有效甄别是遏制网络谣言的有效途径,日后可充分发挥课堂教学的主渠道,将网络谣言的内涵、特点与思政课程有机融合,提升大学生的识别与辨析能力。
3.2 大学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辨别能力的影响因素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大多涉及传染病、食品安全、职业中毒、动物疫情等[12],具备一定医学知识的学生在网络谣言知信行得分较高,这与范瑾等[13]和韦燕玲等[14]研究结果相似。谣言往往打着“科学”的旗号,利用人们在相关知识领域的局限性特点,在无法正确辨别时,往往选择了信谣,甚至传谣。因此要充分发挥高校健康科普教育的堡垒作用,主动向非医学生输送权威的科普知识。
网络使用时间越长,大学生谣言辨别能力得分越低。尤其是大学生上网5h~者。本次研究对象中每日平均使用网络5 h~占54.7%,较多关注的是娱乐和服务信息类,占67.2%。在高校里拥有相对较多的宽松时间,近75%学生利用网络实现娱乐消遣和放松发泄,用其来获取知识的微乎其微,这种泛娱乐化的网络使用极大地消极冲击着学生的价值观,形成负面影响[15]。大学生长时间沉溺于网络中,造成认知功能障碍,其健康信息素养水平也降低。故需培养学生的网络使用自律能力,适度使用网络娱乐消遣,提升自控力。
相比于抖音等短视频,使用微博/知乎、新闻客户端获取信息的大学生网络谣言辨别能力更强。短视频传播速度快,更新及时,一些伪健康信息会以图文并茂的短视频形式广泛流传,一些非专业学生知识分辨能力不足,难以辨别真伪[16],这与崔楠[17]的研究结果一致。而微博、知乎在全民的监督下纠错能力强,新闻客户端具有官方权威性,发布的健康信息内容可信度高,提升了网民的识别能力。因此,大学生应加强网络社交媒体健康信息的信任度和利用度。
在“平时关注信息类型”中,新闻信息类进入了回归方程,对大学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辨别能力有正向影响。新闻媒体肩负着党和人民群众的耳目喉舌的使命,具备着良好的公信力、导向力及传播力[18]。然而本研究关注新闻信息类的占比少,娱乐信息类占比最高。作为当代大学生,绝不能“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应多关注新闻信息,提升网络素养水平。
本研究显示,批判性思维能力是大学生网络谣言辨别能力的正向影响因素。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往往伴随着“信息流行病”,在面对漫天飞舞的网络信息时,需要公众能全面评估、细致推论、分析判断信息的真伪性,这就是批判性思维能力[19]。“谣言止于智者”,具备高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公众会甄别信息的真伪,自然不会以讹传讹,无疑积极抵制了网络谣言的传播。本研究具备正性批判性思维24.2%,教师教学活动中,应有意识、有目的地激发学生学习动机,培养独立、慎独思考,提升批判性思维能力。
本研究大学生网络社会支持得分为(63.22±13.22)分,正向影响网络谣言辨别能力水平。张舒雅等[20]实证研究媒介素养视阈下大学生同伴之间信任度越高,谣言辨别能力越强。说明在这些网络支持度较高的青年群体中,相互间的信息传递、交流、印证等能攻破很多谣言。网络社会支持还可以提升大学生电子健康素养水平,促使健康相关行为的形成[21]。积极开展大学生网络社会工作,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及使用网络支持系统,不断提升个人社会支持度。
综上所述,大学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辨别能力处于中等水平,受专业、每日平均使用网络时长、上网获取信息平台、平时关注信息类型、批判性思维能力及网络社会支持等因素的影响。提升网络谣言辨别能力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汇聚多方力量,家庭、学校、政府三位一体共同配合,不断优化网络环境,严密把控大学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辨别能力的重难点,逐步提升。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均申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1]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EB/OL]. (2020-12-26)[2022-05-01]. http://www.gov.cn/zhengce/2020-12/26/content_5574586.htm.
|
[2] |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第5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发布及专家解读[J]. 互联网天地, 2023(9): 11-15. |
[3] |
钟其. 风险社会背景下的网络流言及其治理机制[J]. 浙江学刊, 2013(5): 159-163. DOI:10.16235/j.cnki.33-1005/c.2013.05.024 |
[4] |
陈国栋, 解亦然.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网络谣言治理研究[J]. 中国卫生法制, 2022, 30(5): 1-5, 29. DOI:10.19752/j.cnki.1004-6607.2022.05.001 |
[5] |
骆郁廷, 骆虹. 论大学生网络谣言辨识力的提升[J]. 思想理论教育, 2020(3): 73-79. DOI:10.16075/j.cnki.cn31-1220/g4.2020.03.013 |
[6] |
胡嘉敏, 李红林, 杨祎玲, 等.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辨别能力评估问卷的编制及信效度检验[J]. 中国健康教育, 2022, 38(10): 872-877. DOI:10.16168/j.cnki.issn.1002-9982.2022.10.002 |
[7] |
彭美慈, 汪国成, 陈基乐, 等. 批判性思维能力测量表的信效度测试研究[J]. 中华护理杂志, 2004(9): 7-10. |
[8] |
梁晓燕, 魏岚. 大学生网络社会支持测评初探[J]. 心理科学, 2008, 31(3): 689-691. DOI:10.3969/j.issn.1671-6981.2008.03.041 |
[9] |
纪亚男. 媒介素养视阈下大学生谣言辨别能力及其影响因素研究[D]. 长春: 吉林大学, 2020.
|
[10] |
胡嘉敏, 李红林, 杨祎玲, 等. 大学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辨别能力调查[J]. 护理学杂志, 2022, 37(8): 65-68, 93. DOI:10.3870/j.issn.1001-4152.2022.08.065 |
[11] |
兰月新, 董希琳, 苏国强, 等. 公共危机事件网络谣言对网络舆情的影响研究[J]. 图书情报工作, 2014, 58(9): 78-84, 90. DOI:10.13266/j.issn.0252-3116.2014.09.011 |
[12] |
张春颜, 王瑜. 大规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衍生社会风险的类型与防控策略[J]. 中国行政管理, 2022(4): 131-138. DOI:10.19735/j.issn.1006-0863.2022.04.15 |
[13] |
范瑾, 赵钰, 李珊珊, 等. 高职医学生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认知现状分析[J]. 预防医学情报杂志, 2022, 38(3): 363-368. |
[14] |
韦燕玲, 毛宇昂, 韦巧玲. 研究生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相关网络谣言的知信行调查研究[J]. 中国高等医学教育, 2021(11): 142-143. DOI:10.3969/j.issn.1002-1701.2021.11.073 |
[15] |
牛东平. 网络直播泛娱乐化对大学生价值观的消极影响及对策研究[D]. 石家庄: 河北师范大学, 2023.
|
[16] |
高唯. 短视频环境中健康信息可信度影响因素研究[D]. 保定: 河北大学, 2022.
|
[17] |
崔楠. 网民的网络信息辨别能力影响因素-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分析[D]. 昆明: 云南财经大学, 2023.
|
[18] |
王嘉军. 体察社情民生担当政府与百姓的连心桥-谈谈如何接待听众来信来电来访[J]. 中国广播, 2010(3): 70-73. |
[19] |
宏武志. 论批判性思维[J].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 3(11): 10-16. |
[20] |
张舒雅, 李沐庭, 张淇翔. 媒介素养视阈下大学生谣言辨别能力的实证研究[J]. 科技传播, 2021, 13(6): 106-108. DOI:10.3969/j.issn.1674-6708.2021.06.058 |
[21] |
李少杰, 崔光辉, 徐慧兰. 大学生网络社会支持、电子健康素养与健康相关行为的路径分析[J]. 中国卫生统计, 2022, 39(1): 118-121. DOI:10.3969/j.issn.1002-3674.2022.01.0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