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泰州市人民医院麻醉科, 泰州 225300;
3. 泰兴市人民医院神经外科, 泰州 225400
2. Department of Anaesthesia, Taizhou People's Hospital, Taizhou 225300, China;
3. 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Taixing People's Hospital, Taizhou 225400, China
近年来,我国精神障碍患者年轻化、患者数量呈递增趋势的现状日趋明显[1]。精神障碍疾病已成为威胁人类身心健康的主要疾病之一[2],而精神障碍患者所感知的来自社会或他人的蔑视与贬低,会对其治疗结局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精神科医护人员对精神障碍患者的歧视态度,会对患者产生长久且负面的影响,易加重患者的病耻感,同时也会强化社会对患者的歧视程度[3],对患者的康复非常不利。护理人员作为精神科领域主要的从业人员之一,在日常工作中与精神障碍患者接触最多,因而,护理人员对精神障碍患者的态度和同理心水平,对患者的影响更加深远。在校护生作为未来精神科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校学习期间,学校了解其对精神障碍患者的疾病态度和同理心水平及其主要影响因素,将有利于培养出更合格的护理人才。本研究选择高职护生为研究对象,了解其对精神障碍患者的疾病态度、同理心现状,并探讨两者影响因素,拟为进一步提高精神科护理相关的护理教育提供依据。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2020年9月至12月,分层抽样选取我院护理专业三年制大专二年级学生278人,在其修完专业课程《精神科护理》、对精神疾病有一定理论基础的前提下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对象自愿参加本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收集278名护生的一般资料,其中年龄(19.58±0.71)岁。本研究已通过本院伦理委员会审核并获得了批准(KY2019-61-12)。
1.2 方法 1.2.1 研究工具本研究采用横断面研究设计,调查对象匿名完成调查问卷,问卷包括一般资料问卷、医学生版临床医生对精神疾病态度量表(MICA-MS,中文版)和中文版杰弗逊同理心量表护生版(JSPE-NS)。
1) 一般资料问卷。包括年龄、性别、生源地、是否独生子女、入学方式、家庭背景、家庭结构、亲属是否患精神疾病、是否与精神障碍患者频繁接触或生活史等内容。
2) 医学生版临床医生对精神疾病态度量表(中文版)(Mental Illness: Clinician′s Attitudes Scale-Medical Students′ Version, MICA-MS)。由Kassam等[4]编制,学者潘胜茂等[5]翻译成中文版。该量表共16个条目,含有5个因子,包括对学习专业知识的态度、实施患者治疗及护理态度、对疾病预后和康复的态度及对精神障碍患者的排斥态度等。量表Crobach′s α为0.75,总重测信度为0.86,内容效度指数为0.96。该量表采用1~6级评分,所有条目得分相加为总得分,总分在16~96分,得分越高或单个条目大于3分,代表对精神疾病及患者态度消级、悲观,即存在歧视的态度。
3) 中文版杰弗逊同理心量表护生版(the Jefferson Scale of Empathy for Nursing Students,JSPE-NS)。由Hojat等[6]编写的英文版杰弗逊同理心量表(JSE),由Ward等[7]修正,邱志军[8]对修正量表进行翻译,并按照跨文化适应程序对其进行修正而制成。该量表Cronbach′s α为0.739,折半信度为0.907,重测信度为0.843。包含换位思考、情感护理和观点采择3个维度(20个条目)。采用Likert 7级计分法,每一条目得分范围为1~7分,总分范围为20~140分,其中正、反向计分各10个条目。
1.2.2 资料收集研究者提前布置问卷调查场地,利用学生晚自习时间,分次对研究对象发放调查问卷,调查表使用统一指导语,并明确填写说明。调查对象签署知情同意书后,匿名填写问卷,且当场收回。共发放问卷290份,回收290份,因漏填、错填而归为无效问卷12份,故有效问卷278份,有效率为95.9%。
1.3 统计学方法应用SPSS 22.0进行数据处理分析,计量资料以x±s表示,计数资料以率或构成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或方差分析;护生对精神障碍患者同理心水平和对精神疾病态度的相关性采用Pearson线性相关分析方法进行探究,以相关分析中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为自变量,以对精神疾病态度为因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以在单因素方差分析或t检验中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为自变量,以对精神疾病态度为因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高职护生对精神障碍患者的疾病态度现状MICA-MS总分(43.83±7.96)分,其中有6条均分>3.0分,其均分由高到低依次是条目6、10、5、12、1、7。见表 1。
JSPE-NS总分(101.80±15.93)分、均分(5.23±0.80)分,低于均数中位分(6),整体同理心水平偏低,其中换位思考均分最低,为(3.27±1.40)分,情感护理和观点采择均分分别为(5.33±0.78)分和(5.26±0.80)分。见表 2。
女生对精神疾病态度明显好于男生,其对患者的同理心水平明显优于男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家庭背景护生两两比较,知识干部家庭的护生对精神疾病态度与同理心水平得分明显高于其他几类家庭背景护生,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亲属是否有患精神疾病和是否与精神障碍患者生活史的护生在对精神疾病态度与同理心水平得分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3。
同理心总分、换位思考、情感护理和观点采择均与对精神疾病态度得分呈负相关(P<0.01)。见表 4。
以高职护生对精神疾病态度作为因变量,以同理心总分、观点采择、换位思考、情感护理为自变量,做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以高职护生对精神疾病态度作为因变量,表 3中单因素方差分析或t检验有统计学差异的变量作为自变量(哑变量赋值见表 5),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高职护生的同理心能力水平可明显影响其对精神障碍患者的疾病态度(P<0.001)。同时,影响高职护生对精神疾病患者疾病态度的有性别、家庭背景、亲属患精神疾病、与精神障碍患者有频繁接触或生活史4个因素(P<0.001)。见表 6。
本研究中高职护生对待精神障碍患者疾病态度的MICA-MS总分(43.83±7.96)分,总分偏低,调查结果中有6个条目(均分>3.0分)提示高职护生对精神障碍患者存在歧视态度,主要体现在被动接受相关知识(条目1、条目6)、与精神障碍患者沟通(条目10)、精神障碍患者安全性(条目5、条目12)和自我病耻感(条目7)等4维度上,这一研究结果与当前大部分研究者的研究结果相同[9-11]。作为未来护理工作的新生力量,护生是否歧视精神疾病,关系到其对待患者的态度和服务质量,更关系到患者的就医、治疗与康复,甚至影响其生活质量,因而此结果值得护理教育者引起重视。
本研究中高职护生同理心总分(101.80±15.93)分、均分(5.23±0.80)分,且换位思考、观点采择和情感护理三维均分均低于各自中位分,显示我校高职护生整体同理心水平偏低,这一研究结果与国内多学者的研究结果相近[12-14],但明显低于国外关于护生的同理心研究水平[15]。在同理心的各维度条目均分中,换位思考均分相对于情感护理、观点采择的均分明显偏低,说明高职护生能够理解同情精神障碍患者,能尝试从精神障碍患者的角度去思考问题,但可能因其缺乏临床实践,缺乏亲身感受,还无法做到与精神障碍患者感同身受。
3.2 影响高职护生对精神障碍患者疾病态度和同理心水平的因素本研究性别、家庭背景、亲属是否患病和是否与精神障碍患者频繁接触和生活史4个方面是影响高职护生对精神障碍患者疾病态度和同理心水平的主要因素。1)性别。女生对精神障碍患者的疾病态度明显好于男生,其对患者的同理心水平明显高于男生,这一结果与国内外多名学者研究结果是相同[9, 16-17],可能因为女生相比男生更具感性,更富有同情心,因而更易于理解患者、从患者的角度思考问题。2)家庭背景。出身于知识分子和干部家庭的护生对精神障碍患者的疾病态度和同理心水平都明显好于其他家庭背景出身的护生,说明家庭背景影响着护生对精神障碍患者的态度和同理心水平。国内外有研究认为不同生源地的医学生对精神障碍患者的歧视程度和同理心水平是存在差异的,因为相比农村,城镇人口生活压力较大,城镇医疗资源配置相对完善和精神心理卫生知识宣传更为重视[18-20],因此,出身越好的护生,对精神障碍患者越具有较强的同理心。3)亲属是否患精神疾病。本研究中,亲属中有患精神疾病的护生对精神障碍患者的疾病态度和同理心水平明显好于无亲属患精神障碍者,可能与前者能切身体会到精神疾病对其亲属及其家庭的影响和痛苦有关,他(她)们更加清楚这类患者需要得到社会公众的同情与帮助。4)与精神障碍患者频繁接触和生活史。本研究中,与精神障碍患者频繁接触或有过生活史的护生,能够更加准确地观察、识别患者的病情变化,能够换位思考、更好地理解患者的处境,因而他(她)们普遍歧视的程度较低,这一结果与国内外相关研究一致[21-22]。
3.3 高职护生同理心水平与对精神疾病疾病态度相关分析本研究发现,高职护生同理心水平各维度与其对精神疾病疾病态度均呈负相关,表明护生同理心水平越低,对精神障碍患者的歧视态度越严重。同理心水平低的护生,可能他(她)们不愿接受相关知识,或者所了解的相关知识多为被动接受,学习相关知识的主动性不高;同时,他(她)们很少主动与精神障碍患者沟通,或者不愿与患者沟通;也有可能受社会或媒体的固化观念影响,他(她)们担心精神障碍患者是不安全的,这类患者存在潜在危险;如果他(她)们自身患病,会拒绝向他人,尤其是亲戚朋友透露,反映其普遍具有对精神疾病的自身病耻感;他(她)们在面对精神障碍患者时,很难达到正确识别和接纳患者的观点,很难做到与精神障碍患者感同身受,无法真正地从患者角度去思考问题,这些因素决定了他(她)们对精神障碍患者具有明显的歧视态度。而同理心水平高的护生,在“换位思考”“情感护理”和“观点采择”三维度上分值均高,这些学生一部分人的家庭背景良好,愿意接受新知识和新文化,主动学习的积极性高,能够理性地处理与患者的关系;另一部分护生是亲属曾患病或与精神障碍患者有过频繁接触或生活史的,他(她)们身处这样的环境中,洞察了精神障碍患者的痛苦与无助,他(她)们更加清楚精神障碍患者能得到社会公众的理解、关心和帮助对患者而言是多么宝贵和重要,因此他(她)们对精神疾病歧视程度普遍较低。
3.4 高职护生同理心能力水平与对精神疾病态度的回归分析本研究多元回归分析显示,高职护生的同理心能力水平可明显影响其对精神障碍患者的疾病态度。同理心水平高的护生对精神障碍患者的歧视程度明显较低,说明高水平同理心的护生能够更好地理解患者,从患者角度出发思考问题,易于接纳患者的意见与观点。有研究指出[23],对精神疾病的歧视易受同理心能力的影响,即同理心能力高的个体更能够设身处地为患者着想,更容易理解、体会患者的情感和意图,更加包容患者,会更少地歧视。
4 结论综上,高职护生对精神障碍患者疾病态度有待改善,对精神障碍患者的同理心水平有待提高,建议护理教育者在对护生开展护理教育尤其是精神科护理教学活动时进一步加强人际沟通、对患者的同理心等人文素养的培养,并努力为护生创造临床见习或照护体验的机会,锻炼其临床思维的培养和与精神障碍患者沟通的能力,进一步提高护生的职业素养、提高护理教育教学质量。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均申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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