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际敏感性是大学生人际关系问题的表现之一，也是大学生较为突出的心理症状^[1]。人际敏感性是指个体与他人相处的过程产生比较消极的认知特性，并产生自卑或不自在等心理状态。人际敏感性不仅增加个体出现生理疾病的几率，而且易产生成瘾行为和攻击性行为等问题，进而损害个体心理健康水平^[2-3]。因此，探究大学生人际敏感性的影响因素及其内在的作用机制，对提升大学生人际关系质量具有现实意义。

负面评价恐惧是指在社会情境中个体担心、恐惧他人潜在的负性评价^[4]。负面评价恐惧对个体的自尊水平、情绪体验及生活质量产生消极影响^[5-6]。负面评价恐惧作为个体自身素质的一部分，是影响个体人际敏感性水平的重要因素。高水平负面评价恐惧的个体对他人言行的敏感性更高，并阻碍个体人际关系的发展^[7]。心理应激模型认为在人际互动中，他人负面评价会引发个体内在的心理压力^[8]。据此，本研究假设负面评价恐惧显著正向预测人际敏感性(H1)。情绪弹性是指面对不良情境时，个体能快速调节出积极情绪以及从消极情绪经验中快速恢复的能力^[9]。一方面，情绪弹性作为心理健康的保护因子，具有改善个体负面情绪和提升个体人际交往能力的作用^[10]。另一方面，高情绪弹性有助于化解个体的情绪困扰，促进消极情绪的转变，更好地适应生活的变化^[11]。据此，本研究假设情绪弹性在负面评价恐惧与人际敏感性的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H2)。

风险-保护模型认为个体在受风险因素影响过程中内在的保护性因素能起调节作用^[12]。自我概念清晰性是指个体对自我认知具有明确性和稳定性的特性，表现出内部一致性水平^[13]。一方面，自我概念清晰性是一种保护性因素，缓冲消极情绪的负面影响，提升个体心理健康水平^[14]。另一方面，自我概念清晰性对风险因素具有调节作用。有研究发现，高水平自我概念清晰性不仅会缓解负面评价恐惧对大学生社交焦虑的影响，而且可以降低个体人际敏感性水平^[15]。此外，高自我概念清晰性的个体倾向于采用积极应对方式，有助于削弱负面评价恐惧的负面影响^[16]。据此，本研究假设自我概念清晰性在负面评价恐惧与人际敏感性之间的直接或间接效应中起显著调节作用(H3)。

综上而言，本研究基于心理应激理论和风险-保护模型构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图 1)，不仅回答负面评价恐惧是“怎样”影响人际敏感性(中介效应)，而且也回答这种影响“何时”更强或更弱(调节效应)。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2022年8月选取福建省某本科院校学生作为施测对象，采用整群抽样的形式，因大四学生已毕业，故未参与调查。参加问卷调查有985份，删掉无效数据或问卷，剩余952份，问卷有效率达96.65%。其中，男生309名，女生643名。大一567名，大二258名，大三127名。被试年龄在16~ 23岁，平均年龄为(19.22±1.16)岁。

1.2 研究工具 1.2.1 负面评价恐惧量表

采用Leary^[17]编制的负面评价恐惧量表，量表共有12个条目，为单一维度。以5点评分方式，1表示“完全不符合”，5表示“完全符合”。分数越高说明大学生越在意别人的负面评价，负面评价恐惧水平越高。本研究该量表的Cronbach′s α为0.83。

1.2.2 情绪弹性量表

使用张敏等^[10]编制的情绪弹性量表，量表包含11道题项。以6点计分法，1表示“完全不符合”，6表示“完全符合”。分数越高，表示大学生情绪弹性水平越高，也就是将消极情绪转换成积极情绪的能力越强。本研究该量表的Cronbach′s α为0.72。

1.2.3 人际敏感性量表

采用SCL-90量表中的人际敏感性分量表，量表由9道题项组成。以5点计分方式，1=“没有”，5=“严重”。分数越高说明大学生人际敏感性水平越高。本研究该量表的Cronbach′s α为0.92。

1.2.4 自我概念清晰性量表

使用Campbell等^[13]编制的自我概念清晰性量表，量表由12道题项组成。采用5点计分法，1表示“非常不同意”，5=表示“非常同意”。分数越高表明大学生自我概念清晰性水平越高。本研究该量表的Cronbach′s α为0.82。

1.3 统计学方法

利用SPSS 22.0整理与分析数据，运用Pearson相关法进行变量间相关分析，使用SPSS PROCESS宏程序进行中介效应、调节效应分析。以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选用Harman单维度检验方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发现，共有16个因子的特征值大于1，并且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35.97%，未高于40%的标准，说明了本研究数据没有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2.2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负面评价恐惧、情绪弹性、人际敏感性和自我概念清晰性两两之间呈相关性。负面评价恐惧与人际敏感性呈正相关，而与情绪弹性呈负相关，情绪弹性与人际敏感性之间呈负相关，自我概念清晰性与情绪弹性呈正相关，而与负面评价恐惧、人际敏感性呈负相关。见表 1。

2.3 情绪弹性在负面评价与人际敏感性间的中介效应

为检验情绪弹性在负面评价恐惧与人际敏感性之间的中介作用，采用Hayes开发的SPSS宏程序PROCESS中的模型4进行数据分析。在控制性别、年龄变量后，负面评价恐惧显著正向预测人际敏感性(β=0.54，P＜0.001)。当加入情绪弹性变量后，情绪弹性显著负向预测人际敏感性(β=-0.27，P＜0.001)，负面评价恐惧不仅显著负向预测情绪弹性(β=-0.58，P＜0.001)，而且依然显著正向预测人际敏感性(β=0.38，P＜0.001)。见表 2。通过进一步中介效应分析，结果显示情绪弹性的中介效应为0.16，其95%置信区间为[0.11，0.20]，占总效应的30%。见图 2。

采用PROCESS中的59模型对自我概念清晰性进行调节作用检验，结果表明(见表 3)，负面评价恐惧显著负向预测情绪弹性(β=-0.46，P＜0.001)，情绪弹性显著负向预测人际敏感性(β=-0.21，P＜0.001)，负面评价恐惧显著正向预测人际敏感性(β=0.22，P＜0.001)；此外，负面评价恐惧与自我概念清晰性的交互项对情绪弹性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情绪弹性(β=0.05，P＜0.05)，但是对人际敏感性的预测作用无显著性(β=0.02，P=0.48)，情绪弹性和我概念清晰性的交互项可正向预测人际敏感性(β=0.10，P＜0.001)，这说明自我概念清晰性能显著的调节负面评价恐惧和情绪弹性之间的关系，也可以显著的调节情绪弹性与人际敏感性之间的关系，但是不能显著的调节负面评价恐惧与人际敏感性之间的关系。

2.4 自我概念清晰性在负面评价恐惧与情绪弹性关系间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作进一步简单斜率分析，以自我概念清晰高于平均数加一个标准差(高自我概念清晰性)以及低于平均数减一个标准差(低自我概念清晰性)，绘制了简单斜率图(见图 3、图 4)。由图 3、图 4可知，随着自我概念清晰性水平的提高，负面评价恐惧对情绪弹性的负面预测作用逐渐减弱(由β_simple=-0.52，P＜0.001减弱至β_simple=-0.41，P＜0.001)，情绪弹性对人际敏感性的负面预测作用逐渐减弱(由β_simple=-0.31，P＜0.001减弱至β_simple= -0.11，P＜0.001)。此外，在自我概念清晰性为平均数减一个标准差、平均数以及平均数加一个标准差3个水平时，情绪弹性的中介效应值及其95%置信区间分别为0.16[0.11，0.21]、0.10[0.07，0.13]、0.05[0.01，0.08]，并且中介效应具有显著性。表明随着自我概念清晰性水平不断提高，情绪弹性在负面评价恐惧与人际关系敏感性之间的中介效应逐渐减弱。

综上所述，“负面评价恐惧→情绪弹性→人际敏感性”这一中介路径的前半段和后半段均受自我概念清晰性的调节，即形成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

3 讨论 3.1 大学生负面评价恐惧与人际敏感性的关系

本研究发现负面恐惧对人际敏感性具有正向预测作用，证实了研究假设1。负面评价恐惧越高，其人际敏感性水平越高，这说明了负面评价恐惧是人际敏感性的风险因素。认知行为理论可以解释这一结果，即不合理的想法是个体出现不良情绪和行为困扰的原因。一方面，个体可能过度解读或者糟糕化、灾难化他人的负面评价。这种歪曲的思维方式使个体产生消极情绪，阻碍个体人际关系的发展，增强其人际敏感性。另一方面，消极情绪会影响个体的思维方式。个体长时间处于负面评价恐惧中，易将未实际发生的事实当做已真实发生的客观现实。这造成个体持续地沉浸在负面评价的恐惧情绪里，与他人的关系变得多疑与敏感。

3.2 情绪弹性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发现情绪弹性在负面评价恐惧与人际敏感性之间起中介作用，即情绪弹性会削弱负面评价恐惧的消极影响，进而减轻人际敏感性。这证实了研究假设2，与以往研究发现是一致^[18]。一方面，情绪弹性起到保护性的作用，情绪弹性可以缓解人际关系问题或消极情绪对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结果支持心理弹性理论，即情绪弹性可以有效调节情绪，使个体处于稳定状态^[9]。高水平情绪弹性的个体在面对负面评价恐惧时能及时转变消极情绪，保持积极情绪的状态，进而缓解人际敏感性。另一方面，研究结果还契合了负面情绪强化理论模型，即负性情绪是形成和维持问题行为的优势动机^[5]。负面评价恐惧所带来的情绪压力使个体长期处于焦虑、恐惧，这严重影响自我的情绪调节能力和心理灵活性，从而降低个体情绪弹性。低水平情绪弹性意味个体转化负面情绪能力变弱，这将影响个体在人际关系中的认识与感受，从而增加个体人际敏感性程度。

3.3 自我概念清晰性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也发现自我概念清晰性在负面评价恐惧通过情绪弹性影响人际敏感性的中介模型前半段和后半段起到显著调节作用。具体而言，相对于高水平自我概念清晰性，低水平自我概念清晰性下的中介效应更大。一方面，自我概念清晰性调节了情绪弹性的中介效应的前半段路径，即负面评价恐惧与情绪弹性的关系受自我概念清晰性调节。负面评价恐惧对情绪弹性的负面影响程度是随着自我概念清晰性水平提高而减弱，这部分证实了假设3。一是自我概念清晰性水平是个体面对不良情绪的保护性因素，会影响个体的自我调控能力和应对问题的方式。当个体处于负面评价恐惧时，高水平自我概念清晰性的个体能迅速调动自我调节能力，有效改善人际互动的不良情绪，促使个体保持稳定状态。二是自我概念清晰性作为一种保护性资源，可以弥补人际互动中个体自我认识的不足，促进个体合理看待他人的负面评价，缓解精神内耗。也就是自我概念清晰性可以缓解负面评价恐惧对个体心理资源的消耗，促进个体发展。

另一方面，自我概念清晰性也调节了情绪弹性的中介效应的后半段路径，即情绪弹性和人际敏感性的关系受自我概念清晰性调节。随着自我概念清晰性水平提高，情绪弹性对人际敏感性的负面作用不断减弱，这部分证实了假设3。低水平情绪弹性的个体对消极情绪转化能力较弱，容易使自身陷于消极情绪状态里，加重了个体人际敏感性程度。过往研究发现，自我概念清晰性是改善个体社交焦虑，促进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所以，自我概念清晰性作为保护性因素，显著削弱低水平情绪弹性的负面影响，从而降低个体人际敏感性。这契合了应激-易感模型，该模型认为保护性因素和其他因素会对人际敏感性产生交互作用^[19]。在应激状态下，个体人际敏感性水平高低与其保护性因素水平高低有密切联系。因此，高水平自我概念清晰性的个体可以较好调节低水平情绪弹性的负面作用，进而降低个体人际敏感性。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均申明不存在利益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