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焦虑是中国家庭教育普遍存在的问题。父母教育焦虑表现为父母对子女学习成绩、就业前景、生活前景等过度恐慌，以及对子女考试成绩、学习态度、学习进度等过度敏感^[1]。2018年发布的《中国家长教育焦虑指数调查报告》也显示，中国家长整体上处于比较焦虑状态。虽然“双减”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学生的学习负担，但父母的焦虑并未得到完全缓解。事实上，父母及其子女是一个“焦虑共同体”，有部分家长的焦虑甚至比子女还严重^[2]。由此可见，在当今教育竞争压力下，家长的焦虑仍处于高位。考试焦虑是教育焦虑的表现之一，目前，大多数研究探讨了青少年的考试焦虑^[3]，然而鲜有研究探讨父母对于其子女考试出现的焦虑。基于此，本研究旨在探讨父母教育期望与考试焦虑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以期为缓解父母考试焦虑提供解决路径。

考试焦虑是教育焦虑的表现之一，它是指个体面对考试或测验情境而引起的紧张状态。教育期望反映了个体对教育价值的重视程度，也反映了个体对教育内在与外在效用的综合认知。从社会学角度来看，它是指一个人在社会地位取得过程中，随着实际情况的发展，建立起对未来的期望。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可视为父母对子女未来教育成就与社会地位的追求，是一种积极的教育影响因素，是家庭积极教育策略的重要体现，合理的教育期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父母的考试焦虑^[4]。基于此，本研究假设1：父母教育期望与考试焦虑呈显著负相关。

目前，有关教育期望的研究大多基于Blan和Duncan的地位获得模型(status-attainment model)，即强调家庭对子女身心发展的制约作用。其中，家长对子女的教育期望被Seginer^[5]视为诸多家庭因素中的最主要因素，它能够决定父母的教育模式以及参与子女教育程度的高低。可见，父母的教育期望往往会转化成父母的外显行为，并对子女产生影响。社会资本理论认为，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是个体从亲属或邻里间等社会关系中获得的一种特殊资源，它强调亲子间的亲密关系对子女的影响，具体来说，父母与子女的频繁互动和有效沟通有助于加强亲子间的纽带。合理的教育期望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亲子关系的亲密程度以及家长在子女教育中的参与程度，换句话说，合理的教育期望是一种家庭社会资源，它可以转化成父母的外显行为，通过积极的家庭互动来约束子女的负面行为^[6]。因此，本研究推测，父母积极的教育期望有利于抑制子女的逆反心理。另一方面，生命历程理论认为，父母与子女之间是相互联系和影响的^[7]。McConkey也发现，子女的行为问题和父母的心理健康是相互关联的^[8]，子女的行为问题会增加父母的养育压力，造成父母焦虑和抑郁，并降低父母的养育幸福感^[9]。因此，本研究推测，子女逆反心理可以预测父母的考试焦虑。基于此，本研究假设2：子女逆反感知在父母教育期望与父母考试焦虑间起中介作用。本研究的假设模型如图 1所示。

图 1

图 1 假设模型图

采用方便取样，对浙江省杭州市、宁波市、临海市240名青少年家长发放调查问卷，回收有效问卷222份，问卷有效率为92.5%。青少年家长的年龄主要集中在30~39岁(72.4%)；家长文化程度高中及以下39人(17.6%)，大专52人(23.4%)，本科107人(48.2%)，研究生24人(10.8%)。

采用陈婉真等^[10]编制的父母考试焦虑量表。该量表由8个项目组成，如“孩子准备考试时，我担心孩子考试结果不理想”“孩子考试结束后，我的心情会受孩子表现的影响”。量表使用李克特5点计分，“1”代表“完全不符合”，“5”代表“完全符合”，得分越高，表明父母对子女考试的焦虑程度越高。本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46，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量表的结构尚可(χ²/df=3.357，RMSEA=0.107，GFI=0.940，AGFI=0.873，NFI=0.962，IFI=0.972，TLI=0.954，CFI=0.972)。

本研究依据Hong等^[11]编制的逆反心理量表，自编适合中国父母作答的子女逆反心理问卷。探索性因子分析表明，本研究中问卷的KMO值为0.930，Bartlett球形检验结果达到显著性水平(P < 0.001)。采用主成分分析、最优斜交法(Promax)，根据碎石图及分析结果，提取出1个公因子，其特征值为5.364，解释了67.05%的变异，因子载荷系数为0.746~0.878，因此，探索性因素分析保留了8个项目。例如“孩子常把我的忠告当作多管闲事”“当我把某人作为榜样叫孩子学习，孩子会很反感”。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问卷的结构良好(χ²/df=2.078，RMSEA=0.070，GFI=0.959，AGFI=0.922，NFI=0.968，IFI=0.983，TLI=0.975，CFI=0.983)。问卷使用李克特5点计分，“1”代表“完全不符合”，“5”代表“完全符合”，得分越高，表明父母感知的子女逆反心理程度越高。本研究该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929。

本研究以父母期待子女接受最高教育程度来测量父母教育期望^[12]。题目为“您希望孩子的学业将来达到什么水平？”，选项“1—5”分别代表“初中毕业”“高中毕业”“大专毕业”“大学(本科)毕业”“研究生及以上”。我们将记分的1、2、3、4、5分别看成是连续数据分组后的组中值, 将分数分成5段, 0.5~1.5分为没有教育期望，1.5~2.5分为教育期望较低，2.5~3.5分为教育期望一般，3.5~4.5分为教育期望较高，4.5~5.5分为教育期望极高。

采用SPSS22.0进行数据管理、描述统计、相关分析等。使用AMOS26.0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应用非参数百分位Boostrap法(重复抽样5000次)和Hayes^[13]编制的SPSS宏程序Process(Model4)进行中介效应检验。以P < 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父母教育期望得分为4.00分，表明当前父母教育期望较高。此外，由于正态性检验表明，3个变量均不符合正态分布(P < 0.001)，因此使用Spearman相关分析。结果表明，父母教育期望与考试焦虑、逆反感知呈显著负相关，考试焦虑与逆反感知呈显著正相关，故假设H1得到验证，且符合中介效应检验的前提^[14]。见表 1。

表 1

表 1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矩阵(n=222) 变量 M P25 P75 1 2 3 1教育期望 4.00 4.00 5.00 1 2考试焦虑 3.94 3.00 4.25 -0.168* 1 3逆反感知 3.38 2.88 4.00 -0.213** 0.544** 1 注：*表示P < 0.05，**表示P < 0.01

表 1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矩阵(n=222)

首先对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接下类采用Hayes开发的Process宏程序中的Model4进行中介效应检验。以父母教育期望为自变量，考试焦虑为因变量，逆反感知为中介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父母教育期望显著负向预测考试焦虑(β=-0.21，P < 0.01)，当放入逆反感知这一中介变量后，父母教育期望对考试焦虑的预测作用不显著(β=-0.10，P>0.05)。见表 2、图 2。

表 2

表 2 模型中变量关系的回归分析 回归方程 整体拟合指标 回归系数 t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R R2 F β 考试焦虑 0.21 0.05 10.57** 教育期望 -0.21 -3.25** 逆反感知 0.20 0.04 9.38** 教育期望 -0.20 -3.06** 考试焦虑 0.60 0.36 62.41*** 教育期望 -0.10 -1.78 逆反感知 0.58 10.44***

表 2 模型中变量关系的回归分析

图 2

图 2 中介模型图 注：** P < 0.01，*** P < 0.001

父母教育期望对考试焦虑的直接效应值为-0.10，其95%置信区间包含0，表明父母教育期望对考试焦虑的直接效应不显著。逆反感知在父母教育期望与考试焦虑之间具有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值为-0.12，其95%置信区间不包含0，这表明逆反感知的中介效应达到显著水平，故假设H2得到支持。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54.32%。见表 3。

表 3

表 3 中介效应表 效应 效应值 Boot SE 相对效应量 95% CI 总效应 -0.21 0.07 [-0.34，-0.08] 间接效应 -0.12 0.04 54.32% [-0.21，-0.04] 直接效应 -0.10 0.06 45.68% [-0.21，0.01]

表 3 中介效应表

本研究发现：1)父母教育期望与考试焦虑呈显著负相关；2)子女逆反感知在父母教育期望与考试焦虑间起中介作用。研究有助于了解父母教育期望与考试焦虑的关系及其内在机制，对降低父母教育焦虑及促进和谐的亲子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当前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较高，这与以往研究较为一致^[15-16]。这可能是因为“望子成龙，望女成凤”长期以来都是中国父母的心声，一项跨文化研究发现，中国和日本家长之所以对子女有较高期望、并不断要求子女追求更高成绩和学历，是因为他们认为学业成就不仅由先天能力决定，即使先天学习能力相对不足，亦可通过后天努力加以弥补^[17]。此外，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也是影响父母教育行为的重要因素^[18], 本研究的样本均来自浙江省，社会经济地位高的家庭会希望自己的子女也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因此父母会对子女抱有较高的教育期望。

其次，父母教育期望与考试焦虑呈显著负相关，这一研究结果与日常生活经验不太相符(即父母教育期望越高，对子女提出的要求会越高，由此导致较高的子女逆反心理并使父母产生焦虑)，这可能是因为本研究将教育期望定义为家庭积极教育策略的表现形式，也可能与本研究的测量方式有关。另一方面，从总体来看，父母的教育期望是一种积极的教育因素, 具有高期望值的父母会向孩子提供更高质量的教育资源，并在教育上投入更多精力。此外，家长也会根据孩子的现实表现调整自己的期望值，并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投入，从而不会引起大规模的考试焦虑。另外，父母教育期望并不能显著预测考试焦虑，这表明父母教育期望与考试焦虑间存在某种作用机制。

再次，子女逆反感知在父母教育期望与考试焦虑间起中介作用, 这一研究结果可以用自我激励模型和社会资本理论较好诠释。一方面，学生的成就主要是由包括期望在内的诸多因素决定，建立教育期望有助于学生厘清目标并按目标努力^[19]，所以合理的教育期望能够帮助学生自我监督，并积极反思。另一方面，父母与子女的频繁互动和有效沟通有助于加强亲子关系。对家长而言，与子女达成一致的教育期望可以帮助家长有针对性地指导和监督子女行为^[20]；对子女来说，合理的教育期望有利于他们将家长的指导内化为行为，形成安全的依恋心理^[21]，并养成正向的人格特质^[22]。丰富的家庭社会资本有助于提升学生的控制点、道德观念，也会显著降低学生的不良行为^[23]。此外，父母和子女之间是彼此影响的，子女的行为问题与父母的情绪显著相关，子女的行为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会使父母认为他们是失败的父母并产生焦虑^[24]。因此，如果父母能够对子女保持合理的教育期望，有助于塑造子女的正向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减轻父母的焦虑。此外，父母也需辩证看待孩子的逆反心理，反思自己的教育方式是否恰当。另外，学校也应当积极推进家校合作，以促进亲子健康成长。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不足。第一，本研究仅使用单个项目(父母期待子女接受最高教育程度)来测量父母教育期望，这也导致研究对父母教育期望的概念内涵界定不明确。因此，未来研究可以对父母教育期望进行更清晰地界定与划分，探讨不同教育期望下父母的焦虑问题及子女的逆反心理。第二，本研究使用的父母考试焦虑量表为单维度量表，然而学校教师对考试的态度和家长对孩子考试成绩的归因也可能会影响家长的考试焦虑，所以未来研究可以对教师和家长进行更深入的访谈，并修订父母考试焦虑量表。第三，本研究的样本均来源于浙江省，因此研究结果的推广性还有待验证，未来研究可以搜集不同省份地区的数据，进行跨区域的对比研究。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均申明不存在利益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