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文件中提到，“控烟行动”是15个重大专项行动之一^[1]。青少年尝试吸烟人数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已成为高吸烟率的主要因素^[2]。吸烟利弊权衡与青少年尝试吸烟行为关系密切，是尝试吸烟行为影响因素之一^[3]。研究发现，认为吸烟利大于弊的青少年，他们会将吸烟看作一种可以缓解疲劳和焦虑的手段，从而强化吸烟行为^[4]。另外，人格特质与成瘾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相关^[5]。感觉寻求作为一种人格特质，是与成瘾行为关系最为密切的风险因素之一^[6]。感觉寻求是个体为获得变化、奇异和复杂的感觉体验而承担可能的身体、心理或社会等方面风险活动的倾向^[7]。因此，高感觉寻求更容易选择吸烟、饮酒等成瘾行为^[8]，青少年吸烟利弊权衡与感觉寻求关系密切。利弊权衡能够限制青少年寻求刺激的冒险冲动而产生自我控制^[9]，降低青少年因感觉寻求倾向导致的冲动吸烟行为。由此可以推测，感觉寻求在吸烟利弊权衡与尝试吸烟行为关系间可能存在中介作用。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假设吸烟利弊权衡对青少年尝试吸烟行为存在预测作用，且感觉寻求在吸烟利弊权衡与青少年尝试吸烟行为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方便取样方法，选取安徽、河南、湖北、江苏青少年为被试，共获得有效问卷628份。其中，男生309人(49.2%)，女生319人(50.8%)；初一90人(14.3%)，初二81人(12.9%)，初三125人(19.9%)，高一134人(21.3%)，高二89人(14.2%)，高三109人(17.4%)。年龄范围(11~19)岁。其中，无吸烟经历者485人，吸烟者34人，曾经尝试吸烟者109人。

1.2 调查工具 1.2.1 吸烟尝试清单

采用Hudmon等^[10]编制的青少年尝试吸烟清单，该量表由15个项目构成，为单一维度。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即从“1 (非常不想)”到“5(非常想)”，得分越高表示越容易出现尝试吸烟行为。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为0.97。

1.2.2 利弊权衡量表(DBS)

采用Chen等^[11]修订的吸烟利弊权衡量表，由12个条目构成，分为Pros(利)和Cons(弊)2个维度。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即从“1(非常不同意)”到“5(非常同意)”。Pros(利)因子得分越高，说明青少年对吸烟所带来的益处认识越高，Cons(弊)因子得分越高，说明青少年对吸烟所造成的危害认识越高。本研究中该Pros分量表的Cronbach’s α为0.88，Cons分量表为0.85。

1.2.3 感觉寻求量表(SSS)

采用陈丽娜等^[12]修订后的感觉寻求量表，由30个项目构成，分为TAS(兴奋与冒险寻求)和Dis(去抑制)两个维度；采用李克特三点计分，即从“0(不想做)”到“2(想做，有机会一定去做)”。本研究中该量表的整体Cronbach’s α为0.92。TAS分量表的Cronbach’s α为0.94；Dis分量表的Cronbach’s α为0.83。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2.0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采用Harman单因子分析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运用Process 3.3对感觉寻求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以P < 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与分析 2.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共有2个，解释了56.25%的变异；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32.66%，小于40%的临近值，表明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2.2 各变量相关分析

Pros(利)、感觉寻求和尝试吸烟行为呈两两正相关(Ps＜0.01)，Cons(弊)与感觉寻求、尝试吸烟行为呈负相关(Ps＜0.05)。见表 1。

2.3 感觉寻求的中介效应

采用Hayes(2012)编制的SPSS宏程序PROCESS中的Model 4(简单中介模型)，在控制性别和年龄的情况下，首先对感觉寻求在Pros与尝试吸烟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然后再对感觉寻求在Cons与尝试吸烟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结果表明：Pros对尝试吸烟行为存在正向预测作用。加入感觉寻求这一中介变量后，Pros依然正向预测尝试吸烟行为(见表 2)。说明感觉寻求在Pros与尝试吸烟行为关系间起部分中介作用。Cons对尝试吸烟行为存在负向预测作用(β=-0.31，P < 0.001)。加入感觉寻求这一中介变量后，Cons依然负向预测尝试吸烟行为(β=-0.29，P < 0.001)，但是Cons对感觉寻求不存在预测作用(β=-0.07，P＞0.05)。因此，中介效应不成立。见图 1。

偏差校正百分位Bootstrap检验表明，感觉寻求的间接效应值为0.05，95%CI为(0.02, 0.09), 中介效应占总效应(0.36)的比例为13%(见表 3)。这表明感觉寻求在Pros与青少年尝试吸烟行为关系间起部分中介作用。Pros既能直接影响青少年尝试吸烟行为，又能通过感觉寻求间接影响青少年尝试吸烟行为。

3 讨论

利弊权衡作为一种决策认知，对个体行为结果起重要作用^[13-14]。本文结果显示吸烟利弊权衡对青少年尝试吸烟行为存在预测作用。具体为，Pros对青少年尝试吸烟行为具有正向预测作用；Cons对青少年尝试吸烟行为具有负向预测作用。即持吸烟有利态度的青少年会表现出更强烈的吸烟动机，更容易尝试吸烟，反之尝试吸烟行为减少。这与以往研究结果相一致^[2]。因此，吸烟利弊权衡在青少年尝试吸烟行为过程中起着一定的决策作用。通过加强青少年对吸烟危害的认识，提高青少年在利弊权衡决策上的认知水平，能够降低青少年尝试吸烟行为的发生率。这符合健康行为程式模型(Health Action Process Approach，HAPA)和计划行为理论整合模型(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TPB)在中国吸烟人群中的实证研究，即通过行为意向来促进行为改变^[15]。

青少年尝试吸烟行为的影响因素十分复杂。据吸烟CCP理论模型(Theory of Critical Control Point，CCP)^[16]，尝试吸烟最重要的个体因素是寻求依赖。因此，感觉寻求是青少年尝试吸烟行为的一个关键因素。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感觉寻求在Pros与尝试吸烟行为关系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即Pros不仅可以直接影响青少年尝试吸烟行为，还可以通过感觉寻求间接影响青少年尝试吸烟行为。有研究证明，青少年吸烟行为与个性特质有关^[17]。感觉寻求能够正向预测青少年尝试吸烟行为。青少年处于动机强烈、意志不坚定阶段，往往具有更高的感觉寻求水平^[18]。自我控制理论(Theory of Self-control)^[19]认为，所有冒险行为核心在于缺乏自控能力，低自控能力是解释青少年出现问题行为的关键因素。缺乏自控能力的个体更容易体验冒险行为，从而导致尝试吸烟行为的产生。吸烟者尝试吸烟的过程中经历了从吸烟利弊权衡中产生的感觉寻求倾向。如果青少年在决策阶段具有更高的自控能力，那么更有力于感觉寻求的稳定发展，反之青少年则更倾向于感觉寻求冒险。国外的一些研究发现，感觉寻求在物质滥用和危险行为间起中介作用^[20]。基于卢比孔模型(Rubicon Model)^[14]的利弊权衡存在积极和消极的两个对立认知系统。消极的认知系统会导致青少年适应不良，在感觉寻求特质发展的过程中不能采取积极应对方式，这不利于青少年通过积极的、社会接纳的行为来获取感觉寻求体验。因此，他们会更多地通过吸烟、饮酒等方式来满足刺激体验。

另外，Cons与感觉寻求达到显著正相关，但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Cons与感觉寻求这一路径未达到显著水平。这可能说明认为吸烟有害的青少年对吸烟有较好的认知能力，从而会抑制这种探索和冒险行为。因此，为预防和控制青少年尝试吸烟行为，不仅可以通过健康宣传和认知干预相结合的方式来纠正他们对吸烟的不良认知，还能引导他们通过健康运动等途径去获取刺激感来满足感觉寻求。

综上所述，吸烟利弊权衡与青少年尝试吸烟行为关系密切，感觉寻求在二者关系中起中介作用。因此，应该引导青少年对吸烟行为采取正确合理认识，学校应承担起加强对青少年烟草危害健康的宣传教育的责任；并且通过其他有利的活动满足其感觉寻求的需要，以此预防和干预青少年尝试吸烟行为产生和发展。本研究存在一定的不足，即研究取样较少，数据的代表性欠佳。所采用的尝试吸烟行为量表虽然较为典型，但时间较为久远，在以后的研究中对该量表进行重新修订，或编制更具科学性的量表。青少年尝试吸烟行为内在机制是一个复杂的行为和心理过程，受到个体内外因素的影响，如负性情绪、压力、同伴吸烟、父母吸烟等，均需要以后的研究对此进行验证。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均申明不存在利益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