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济宁医学院康复医学院, 济宁 272000;
3. 聊城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聊城 252003
2. School of Rehabilitation Medicine, Jining Medical University, Jinng 272000, China;
3. 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s, Liaocheng University, Liaocheng 252003, China
随着科技迅速发展,人们的社交需求不断升高,继而出现了各种网络社交媒体如微信、QQ等。社交媒体自我呈现已成为十分普遍的现象,如个体在微信朋友圈的自我呈现内容常存在着较大差异,通常是保持较为克制的态度,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发布朋友圈内容[1]。自我呈现又称印象管理或印象整饰,Kim根据自我呈现内容,提出社交网络的自我呈现策略分为真实策略和积极策略两大类。积极的自我呈现策略是指个体有选择的呈现自身的优点,达到理想化的形象;真实的自我呈现策略是指个体真实地表达自我,不考虑自身形象的美化[2]。
情绪表达是与情绪体验相联系的典型的行为改变。有学者提出情绪表达是指个体在情绪表达方面稳定的个体差异[3]。社会支持指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能够促进扶持、帮助或支撑事物的社会互动关系,也是人与人之间的亲密联系。
大学生的情绪自控能力和人际社交能力正处于逐渐发展过程之中,其自我呈现策略和情绪表达对其身心健康得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本文以大学生群体为研究对象,探讨其朋友圈等网络媒体中的情绪表达、自我呈现策略和社会支持的关系,对大学生社交网络自我呈现的特点进行分析,为大学生的自我管理提供一定的建议。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2020年9月-10月采用线上线下两种方式进行抽样,线上使用问卷星通过微信朋友圈、QQ空间等社交媒体进行发布,线下通过打印成纸质的形式向济宁医学院学生宿舍发放问卷,以自愿的原则填写问卷,以上两种方式共回收有效问卷371份,其中男生148人,占39.9%,女生223人,占60.1%;城镇户口共196人,占52.8%,农村户口共175人,占47.2%;独生子女166人,占44.7%,非独生子女205人,占55.3%;学校工作情况中学生干部109人,占29.4%,普通学生262人,占70.6%;
1.2 方法 1.2.1 基本情况调查采用自行编制的基本情况调查表,包括对性别、专业、学校工作情况、生源地等情况进行调查。
1.2.2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采用肖水源(1986)编制的社会支持评定量表,该量表共有10个条目,包括客观支持(3条)、主观支持(4条)和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3条)三个维度[4]。在本研究中该问卷Cronbach’s α为0.566。
1.2.3 伯克利情绪表达量表采用由Gross和John编制的伯克利情绪表达量表[5],共16个项目, 7点计分, 得分越高表明情绪表达能力越高。该量表包括三个维度: 即正性情绪表达、负性情绪表达、情绪表达强度。在本研究中,该问卷Cronbach’s α为0.843。
1.2.4 社交网站自我呈现策略量表采用Kim和Lee(2011)编制的社交网站自我呈现策略量表,由鲍娜等[6]翻译并信效度检测,共9个项目,两个维度,分别为积极自我呈现策略和真实自我呈现策略。在本研究中,该问卷Cronbach’s α为0.696。
1.3 统计学方法采用SPSS 22.0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相关分析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法; 采用回归分析进行中介效应检验。以P < 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大学生社交网络自我呈现、情绪表达和社会支持现状大学生交网络自我呈现中积极自我呈现策略总分为(21.4±5.9)分;真实自我呈现策略总分为(17.62±4.63)分;正性情绪表达总分(28.3±4.3)分;负性情绪表达总分(27.0±5.7)分;情绪表达强度总分(25.9±5.6)分;主观支持总分(21.0±5.0)分;客观支持总分(7.6±2.6)分;支持的利用度总分(7.6±1.9)分。
2.2 社交网络自我呈现、社会支持以及情绪表达的相关性相关分析显示情绪表达和社会支持与真实自我呈现策略均呈正相关,与积极自我呈现策略呈现部分正相关;社会支持与情绪表达呈现部分正相关。见表 1。
以社会支持利用度为自变量、正性情绪表达为中介变量、真实自我呈现策略为因变量,进行中介效应检验,中介模型假设如图 1。
采用逐步检验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7],分为3步:第1步,检验直接效应,即自变量社会支持利用度对真实自我呈现策略的效应是否显著;继续进行第2步,检验自变量社会支持利用度对中介变量正性情绪表达的回归;第3步,自变量社会支持利用度和中介变量正性情绪表达对因变量真实自我呈现策略的回归。结果发现,社交网络真实自我呈现策略能被社会支持利用度所预测;加入变量正性情绪表达之后,社会支持利用度可以解释真实自我呈现策略的8.9%。因此,正性情绪表达在大学生社会支持利用度对社交网络真实自我呈现策略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见表 2。
本研究发现社会支持与社交网络真实自我呈现策略和积极自我呈现策略均呈正相关,这与朱薇[8]的研究结果一致。在社交网络真实自我呈现策略中,客观支持比主观支持更具有相关性,而在社交网络积极自我呈现策略中,主观支持与社交网络积极自我呈现策略具有相关性,而客观支持与积极自我呈现策略不具有相关性。表明大学生接受到更多的客观支持,即精神支持,其社交网络自我呈现策略更倾向于真实自我呈现策略;大学生接受到更多的主观支持,其社交网络自我呈现策略更倾向于积极自我呈现策略。同时,社会支持与正性情绪表达呈正相关,表明大学生接受到更多的社会支持后更倾向于表达正性情绪。正性积极的情绪通常可以使个体心情愉悦,促进身心发展。对于即将迈入社会的大学生群体,拥有良好的身心健康去承担社会责任极为重要。同样,社会支持作为影响个体的一种外界因素,其对个体的主观幸福感也有重要影响[9],也可以提高个体社会适应力[10],从而更好地适应生活压力,缓解不良情绪的发生。这提示我们可以通过增加社会支持,来促进大学生表达正性情绪,维护和促进身心健康。正性情绪表达与社交网络积极自我呈现策略呈现正相关,这与相关研究结果一致[11]。情绪表达强度与社交网络真实自我呈现策略呈现正相关。说明表达正性情绪的大学生在社交网络中更倾向于积极自我呈现策略,而情绪表达强度高的大学生,在社交网络中更倾向于真实自我呈现策略,积极的情绪通常会让个体向他人展示自我积极的一面,情感强度大的个体通常会如实地向他人表达自己真实的一面。
本次调查中,我们发现社交网络真实自我呈现策略能被社会支持利用度和正性情绪表达所预测,正性情绪表达起着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社会支持利用度、正性情绪表达和真实自我呈现策略均两两呈正相关,这说明当其中一个变量得分升高,其他两者均相应升高。首先,积极自我呈现的个体可以增强其社会连接感,提升个体感知到的社会支持;而真实自我呈现的个体,可以增加其积极情绪体验,有助于个体获得积极的反馈和社会支持[8],进而可以得出自我呈现策略有利于提高个体的社会支持。获得社会支持较多、能有效利用社会支持的个体,其信心信念和自尊也相应提高,当面对挫折时,其能更好地应对困难,如实地向他人展示真实的自我。其次,正性情绪表达可以影响到个体自我呈现策略,正性情绪表达的个体在遇到问题时,由于其可以积极面对问题,表现出正性乐观的态度,更易于向他人展现自己目前的情况。由此看来,正性情绪表达在社会支持利用度对社交网络真实自我呈现策略的影响中起重要的部分中介作用。社交网络积极自我呈现策略可以缓释青少年的抑郁情绪[12],继而可以降低抑郁导致的不良心理与行为。社交网络真实自我呈现可以提升社会支持和反馈,进而提升个体幸福感[13]。同时,Locatelli等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社交网络真实自我呈现可以降低负面事件带来的不良情绪[14]。最后,情绪表达与心理健康关系密切,积极情绪表达与高自尊、低抑郁、低焦虑以及情绪稳定性相关[15]。另外,社会支持不仅有利于个体应对重大挫伤事件,在个体积极发展,主观幸福感等方面均有积极作用[16]。综上,拥有积极的情绪表达,较好的社会支持和自我呈现策略对大学生个体发展尤为重要,我们应该正确处理好情绪表达,社会支持以及自我呈现策略的关系。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均申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1] |
周婷. 微信朋友圈中的自我呈现研究[D]. 重庆: 重庆大学,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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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杨灿灿. 社交网络中策略性自我呈现的影响因素研究[D]. 北京: 北京邮电大学, 2018.
|
[3] |
赵丽波. 印象管理视角下大学生微信朋友圈的自我呈现研究[D]. 北京: 北京工业大学,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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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肖水源, 杨德森. 社会支持对身心健康的影响[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1987(4): 183-187. |
[5] |
赵鑫, 张冰人, 周玮, 等. 伯克利情绪表达量表中文版在中国大学生中的信、效度分析[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5, 23(3): 406-409, 462. |
[6] |
鲍娜. 社交网站中的自我呈现与自尊的关系[D].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 2014.
|
[7] |
温忠麟, 侯杰泰, 张雷. 调节效应与中介效应的比较和应用[J]. 心理学报, 2005(2): 268-274. |
[8] |
朱薇. 微信朋友圈中自我呈现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D].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 2018.
|
[9] |
王雁飞. 社会支持与身心健康关系研究述评[J]. 心理科学, 2004, 27(5): 1175-1177. DOI:10.3969/j.issn.1671-6981.2004.05.040 |
[10] |
林初锐, 李永鑫, 胡瑜. 社会支持的调节作用研究[J]. 心理科学, 2004, 27(5): 1116-1119. DOI:10.3969/j.issn.1671-6981.2004.05.023 |
[11] |
江爱栋. 社交网络中的自我呈现及其策略的影响因素[D]. 南京: 南京大学, 2013.
|
[12] |
杨秀娟, 周宗奎, 孙晓军, 等. 社交网站积极自我呈现与青少年抑郁: 链式中介效应分析[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7, 25(3): 489-493. DOI:10.16128/j.cnki.1005-3611.2017.03.020 |
[13] |
Kisilevich S, Ang C S, Last M. Large-scale analysis of self-disclosure patterns among online social networks users: a Russian context[J]. Knowl Inf Syst, 2012, 32(3): 609-628. DOI:10.1007/s10115-011-0443-z |
[14] |
Locatelli SM, Kluwe K, Bryant FB. Facebook use and the tendency to ruminate among college students: Testing mediational hypotheses[J]. J Edu Com Res, 2012, 46(4): 377-394. DOI:10.2190/EC.46.4.d |
[15] |
Lin M, Soi-Kawase S, Narita-Ohtaki R, et al.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a self-report emotional expressivity measure: The Japanese version of the Berkeley Expressivity Questionnaire[J]. Jpn J Nurs Sci, 2016, 13(1): 196-201. DOI:10.1111/jjns.12094 |
[16] |
王鹏程. 心理韧性与压力感知: 社会支持的调节作用[D]. 海口: 海南大学,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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