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学业压力影响，大学生抑郁情绪显著高于同龄人^[1]。抑郁的大学生具有更多的负性情绪，自身认知较差，可以导致自杀意念或不良行为的产生，给大学生的成长和未来发展造成巨大干扰^[2-4]。

自我效能感的概念由美国心理学家班杜拉提出^[5]。德国心理学家Schearzer认为存在一种一般、普遍的自我效能感，是人们面对挑战时对自我能力的一个总体性的评价与认知^[6]。一般自我效能感与大学生负性情绪、拖延、社交焦虑等呈负相关^[7-9]，与幸福感、积极应对方式等呈正相关^[10-11]。本研究以大学生群体为切入点，深入分析大学生一般自我效能感与抑郁水平及其各个维度的关系，为高校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通过网络问卷平台向山东省某医学本科院校以及某工科类专科院校的学生发放电子问卷，大一到大四共620名学生完成问卷，剔除无效问卷69份，回收有效问卷551份。研究对象平均年龄(20.00±1.13)岁。

1) 中文版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eneral Self-Efficacy Scale，GSES)。采用中国学者王才康等^[12]修订并检验的中文版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量表采用李克特4点计分，1表示完全不正确，4表示完全正确，所有项目得分之和为一般自我效能感得分，总分范围10~40，总分越高代表研究对象的自我效能感越高。2)流调中心抑郁量表中文版(Center for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s，CES-D)。采用流调中心抑郁量表中文版测量大学生抑郁水平，共20个题目，16个正向计分，4个反向计分。采用李克特4点计分，0表示偶尔或无，4表示多数时间或持续，所有题目得分相加为抑郁总分，总分范围0~60，总分越高提示抑郁水平越高。本研究所采用的抑郁量表是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院Radloff所编制的流调中心抑郁量表的中文版本，Radloff将其划分为4个维度^[13]：躯体症状，含第2、5、7、11、13、20题目；抑郁情绪，含第1、3、6、9、10、14、17、18题目；积极情绪，含第4、8、12、16题目；人际问题，含第15、19题目。

通过“问卷星”平台施测并在测试前告知被试者真实性原则、保密性原则以及知情同意书，所有被试均为自愿参加，数据的收集在一周内完成。

问卷回收后数据的录入、整理通过Excel 2019实现；采用SPSS26.0进行描述统计、独立样本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以及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等统计分析方法。P < 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男生一般自我效能感高于女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5.50，P < 0.01)；不同生源地学生的一般自我效能感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不同年级学生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大一学生得分较高，大二得分较低。见表 1。

表 1

表 1 一般自我效能感得分与基本人口学特征分析(分，x±s) 项目 n 一般自我效能感得分 t/F值 P 性别    男    女 324 227 28.56±6.37 25.83±5.23 5.50 < 0.001 生源地    城镇    农村 186 365 27.55±5.81 27.37±6.21 0.34 0.737 年级    大一    大二    大三    大四 230 123 152 46 28.79±6.50 25.93±5.61 26.52±5.49 27.67±5.53 7.81 < 0.001

表 1 一般自我效能感得分与基本人口学特征分析(分，x±s)

男生在躯体症状、积极情绪两个维度以及CES-D量表抑郁总分上均低于女生；城镇生源和农村生源大学生在CES-D量表的4个维度(躯体症状、抑郁情绪、积极情绪、人际关系)及CES-D量表抑郁总分不存在统计学差异。

不同年级学生在躯体症状、积极情绪、抑郁情绪、CES-D量表抑郁总分存在统计学差异。躯体症状维度上，大一年级显著低于大二年级；抑郁情绪维度上，大一、大三年级显著低于大二、大四年级；积极情绪维度上，大一年级显著低于大二、大三、大四年级，大二年级显著低于大三年级；CES-D量表抑郁总分上，大一年级显著低于大二、大四年级。见表 2。

表 2

表 2 大学生抑郁在各人口学变量上的差 项目 n 躯体症状 抑郁情绪 积极情绪 人际关系 抑郁总分 性别   男 324 4.91±3.35 4.53±3.91 3.07±2.52 1.06±1.23 13.57±9.81   女 227 5.50±3.48 4.96±4.30 3.83±2.70 1.08±1.29 15.36±10.12   t -1.99 -1.21 -3.36 -0.16 -2.08   P 0.047 0.225 0.001 0.872 0.038 生源地   城镇 186 5.24±3.45 4.81±4.31 3.54±2.70 1.08±1.33 14.66±10.15   农村 365 5.11±3.39 4.65±3.96 3.30±2.57 1.07±1.22 14.13±9.89   t 0.41 0.42 1.01 0.08 0.59   P 0.680 0.675 0.312 0.933 0.556 年级   大一 230 4.70±3.44 4.32±3.95 2.55±2.31 1.10±1.25 12.67±10.15   大二 123 5.90±3.32* 5.37±4.14 3.55±2.65# 1.13±1.25 15.96±10.12   大三 152 5.13±3.34 4.38±4.01 4.24±2.62# 0.90±1.14 14.64±9.19   大四 46 5.50±3.46 5.93±4.42** 4.28±2.80# 1.28±1.57 17.00±10.02   F 3.57 3.58 16.35 1.51 4.46   P 0.014 0.014 ＜0.001 0.210 0.004 注：躯体症状维度上，大一与大三相比，*P < 0.05；抑郁情绪维度上，大一、大三与大二、大四相比，**P < 0.05；积极情绪维度上，大一与大二、大三、大四相比，#P < 0.05；抑郁总分上，大一与大二、大四相比，△P < 0.05。

表 2 大学生抑郁在各人口学变量上的差

一般自我效能感与CES-D量表抑郁总分及其四个维度均呈负相关(表 3)。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一般自我效能感是抑郁的有效负向预测变量(Beta=-0.27，t=-6.51，P < 0.01)。见表 4。

表 3

表 3 各变量间的相关系数(r) 变量 一般自我效能感 躯体症状 抑郁情绪 积极情绪 人际关系 抑郁总分 一般自我效能感 1 躯体症状 -0.26* 1 抑郁情绪 -0.25* 0.79* 1 积极情绪 -0.30* 0.60* 0.65* 1 人际关系 -0.14* 0.63* 0.71* 0.54* 1 抑郁总分 -0.28* 0.90* 0.94* 0.80* 0.77* 1 注：*P < 0.01。

表 3 各变量间的相关系数(r)

表 4

表 4 影响抑郁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因变量 自变量 B 标准误差 Beta t P 抑郁 常量 10.15 11.02 0.92 0.357 性别 -0.18 0.9 -0.2 -0.2 0.844 年级 0.08 0.68 0.01 0.12 0.906 一般自我效能感 -0.45 0.07 -0.27 -6.51 < 0.001 注：赋值情况，性别(男=1, 女=2)；年级(大一=1，大二=2，大三=3，大四=4)；调整后R2=0.083, F=11.015, P < 0.05。

表 4 影响抑郁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Hope以北美医学生为被试发现大学生群体的抑郁情绪显著高于同龄人^[1]，基于中国大学生群体的负性情绪是否显著高于同龄其他被试群体则有待深入研究。Meta分析研究显示，中国大学生抑郁症的患病率呈逐年增长趋势^[14]。本研究在两所大学中取样，研究不同人口学变量下大学生群体一般自我效能感和抑郁的关系。

本研究使用CES-D测得的大学生抑郁总分比章婕等^[15]构建的18~30岁年龄组CES-D全国常模略高，这可能与被试群体有关。男大学生一般自我效能感显著高于女大学生。这与王才康^[12]、汪纬静^[8]的研究结果均一致，同时谢宇等^[16]关于大学生一般自我效能感的多元分析研究也为此提供了证据。目前这一现象的原因更多的被解释为社会支持、社会性别角色所造成^[17]。女生相比男生更不擅长调节负性情绪以及具有更强的负性情绪易感性^[18-19]，更容易感受到压力、焦虑以及抑郁等负性情绪，但是却并不擅长有效排解这类负面情绪。本研究中的男女大学生一般自我效能感得分比2001年王才康等的研究结果有小幅增长，这可能与社会的经济文化发展有关，新时代的大学生相较于以往拥有更多实现自我的机会。

本文结果显示，城镇生源大学生与农村生源大学生的抑郁无差异。这与周敏的调查研究结果一致^[19]。这或许是由于近些年来，农村城镇化进度加快，农村与城镇间的差异逐渐缩小，而导致部分心理特质的差异也随之减小。

大一学生一般自我效能感最高，大二、大四学生的抑郁水平较高。这可能是因为大一刚进入大学这一新环境，时常参与社团等集体活动，学业压力、人际压力以及就业压力均较小^[20]。而大二、大四学生在抑郁得分上较高，这与Beiter等^[21]得出的转校学生、高年级学生以及校外学生焦虑、抑郁以及压力等负性情绪最严重的研究结果相一致。这或许是因为大二学生在适应新环境后产生各种压力或不适应大学学习等情况导致的抑郁水平升高，而大四学生面临着毕业、考研、就业等人生选择的压力，故拥有最高的抑郁水平。

此外，本研究发现一般自我效能感与大学生抑郁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一般自我效能感可以显著负向预测抑郁。皮尔逊相关分析结果表明被试大学生的一般自我效能感与CES-D量表抑郁总分及其四个维度均存在负相关，这与温岚等^[22]的研究结果一致。大学生的一般自我效能感越高，积极情绪问题、抑郁情绪、人际关系问题、躯体症状越轻，武光路^[23]也在研究中指出，一般自我效能感与人际关系存在负性相关关系，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佐证了一般自我效能感与抑郁及各其维度的关系。

本研究可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提供思路。在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需要更多关注女生的抑郁及高年级大学生的一般自我效能感问题，努力改善其学习适应性, 提高其社会支持水平和人际关系水平, 提高其社交技能^[24-26]。推荐使用有效的干预方法，例如舞动治疗、正念干预或瑜伽干预^[27-28]等提高大学生的一般自我效能感，从而缓解大学生的抑郁^[29-30]。同时，可以尝试通过基于互联网的心理干预措施来缓解大学生的抑郁^[31]，建立健全大学生心理健康防控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