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入大学是个体发展中的重要转折点，大学新生面临全新的学业要求、生活环境以及更多接触社会的机会，在过渡阶段如果不能调整状态、适应生活，那么将产生适应困难的问题^[1]，为心理健康埋下隐患，甚至影响整个大学阶段的学习和发展。廖友国等^[2]对293篇大学生心理健康影响因素的文献进行元分析发现，自我和谐、健康适应等因子是影响国内大学生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

自我和谐是Rogers人格理论中最为重要的概念之一，他认为个体有着协调自我与经验关系的趋向，如果自我与经验不能协调统一，则会出现心理的紧张状态^[3]，这种“紧张状态”表现在大学新生身上则可能引发一系列的适应性问题。研究表明，自我和谐与大学生的孤独感、人际关系有密切关系。低自我和谐程度者，会更多地体验到孤独感，从而更多地受到人际关系问题的困扰^[4]。于频等^[5]对重庆某高校大一新生进行调查研究发现，大学生的适应性与自我和谐得分呈显著正相关，自我和谐程度越高则适应性越好。

生命意义感与个体人格特征密切相关，是影响个体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之一，具有较高生命意义感的个体能够更少体验到负面情绪^[6]。梁家凤等^[7]的研究表明，大学生的社会性无聊感与生命意义感呈显著负相关，具有较高水平生命意义感的大学生会有更加明确的目标和积极的心态。生命意义感的建构模型将意义感分为一般意义感和情境意义感两个类别，前者形成于个体成长早期阶段，影响着个体的整体取向，而情境意义感产生于特定环境中^[8]。大学新生在面对新环境时会产生情境意义感，当其与个体的一般意义感存在较大差异时，便会产生适应性问题，将给大学生带来较大压力，甚至痛苦体验。目前，国内尚缺乏对大学新生自我和谐、生命意义感与适应性关系的直接研究。本文旨在探索三者的相关关系，揭示变量之间的内在机制，为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一定启示。

采用随机取样的办法，在某普通本科院校中对480名大一新生发放问卷，回收有效问卷459份(95.63%)。其中男生291人(63.40%)，女生168人(36.60%)；独生子女185人(40.31%)，非独生子女274人(59.69%)；文科174人(37.91%)，理科232人(50.54%)，其它53人(11.55%)。

采用王登峰编制的自我和谐量表。该表由35个条目、3个维度构成，采用5点计分。将自我的灵活性维度反向计分后，可得量表总分，分数越高，自我和谐程度越低。分量表的同质性信度分别为0.85、0.81、0.64。

采用卢谢峰编制的大学生适应性量表。该量表由66个条目、7个维度和1个效度量表构成，采用5点计分。量表总得分越高，表示适应性越强。分量表α系数在0.58~0.78，总量表α系数为0.898，且量表具有较好的构想和效标效度。

采用宋秋蓉修订的生活目的测试量表。该量表主要评价青少年的生命意义感，由20个条目构成，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847，采用5点计分。量表总得分越高，表示生命意义感越强。

由专业人员对大学生进行集体问卷测试，当场收回问卷。

数据录入Excel，采用SPSS17.0进行描述统计、t检验、方差分析、相关分析与回归分析。

男生的自我和谐总分显著低于女生，独生子女的自我和谐总分显著低于非独生子女，而适应性总分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在专业类别上进行方差分析，不同专业类别在自我和谐、适应性、生命意义感分数上均有显著差异。进一步事后检验结果显示，文科学生的自我和谐总分显著高于理科，适应性总分显著低于理科，生命意义感边缘显著低于理科。见表 1。

表 1

表 1 自我和谐、适应性及生命意义感在人口统计学方面的比较(x±s) 人口统计学指标 自我和谐总分 t/F 适应性总分 t/F 生命意义感 t/F 性别   男 85.37±18.08 -2.849* 223.06±35.16 1.902 95.91±14.29 -0.053   女 90.32±17.62 216.83±32.99 95.99±15.45 是否独生   独生 84.94±19.19 -2.203* 225.88±37.08 2.653* 97.00±15.05 1.296   非独生 88.70±17.11 217.38±32.25 95.23±14.46 专业类别   文科 90.90±17.44 212.49±33.61 94.26±15.24   理科 84.55±17.91 6.288* 226.31±34.26 8.429* 97.50±14.50 3.109*   其它 88.10±18.89 220.66±33.59 95.91±13.29 注:*P < 0.05

表 1 自我和谐、适应性及生命意义感在人口统计学方面的比较(x±s)

自我和谐总分与适应性总分、生命意义感均为显著负相关，适应性总分与生命意义感呈显著正相关。见表 2。

表 2

表 2 自我和谐、适应性及生命意义感的相关分析结果(n=459) 变量 自我和谐总分 适应性总分 生命意义感 自我和谐总分 87.19±18.06 1.00 适应性总分 220.79±34.48 -0.769* 1.00 生命意义感 95.94±14.71 -0.564* 0.645* 1.00   注:*P < 0.05

表 2 自我和谐、适应性及生命意义感的相关分析结果(n=459)

以适应性总分为因变量，以自我和谐总分、生命意义感为自变量进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自我和谐总分、生命意义感进入回归方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回归系数分别为-0.593、0.316，决定系数为0.660，说明自变量对因变量具有预测作用。见表 3。

表 3

表 3 自我和谐、生命意义感与适应性回归分析 因变量 自变量 β t R2 F 适应性总分 自我和谐总分 -0.593 -17.948* 0.660 436.635* 生命意义感 0.316 9.569*   注:*P < 0.05

表 3 自我和谐、生命意义感与适应性回归分析

根据温忠麟等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以自我和谐总分(X)为自变量，适应性总分(Y)为因变量，生命意义感(W)为中介变量进行中介效应分析，结果见表 4。由于4个t检验均显著，所以生命意义感在自我和谐与适应性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0.564×0.316/0.769=23.18%。

表 4

表 4 生命意义感的中介效应依次检验 标准化回归方程 回归系数检验 第1步 y=-0.769x SE=0.059, t=-25.514* 第2步 w=-0.564x SE=0.032, t=-14.584* 第3步 y=0.316w SE=0.079, t=9.569*  -0.593x SE=0.064, t=-17.948*   注:*P < 0.05

表 4 生命意义感的中介效应依次检验

在对不同类别大学新生的自我和谐总分的比较中发现，女生的分数显著高于男生，非独生子女的分数显著高于独生子女，文科生的分数显著高于理科生，这就说明男生、独生子女、理科生的自我和谐程度相对较高。在适应性总分的比较中发现，独生子女的分数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理科生的分数显著高于文科生，表明独生子女、理科生的大学适应性较好。在生命意义感分数的比较中发现，理科生的分数边缘显著高于文科生。

理科生适应性表现出来的优势与其有较高的自我和谐性及生命意义感相关，也可能与其专业学习特点有关，通常理科生在大学阶段学习的专业课程安排紧凑、学习任务明确，与中学阶段的学习情况更接近，容易适应。独生子女表现出来的优势可能与家庭教育方式及生活环境相关，独生子女通常在家庭中处于中心地位，获得的家庭支持和情感关怀更多^[9]；此外，独生子女大多来自城市，对其而言入学前后的外在大环境改变相对较小。因此，在资源竞争激烈的大学环境中，独生子女在入学后对自我和谐的调整和环境适应更快。最后，男生表现出的优势可能与其在自我认同上的优势有关^[10]，而且男生通常更豁达、不拘小节，面对问题时自我调整能力更高，所以自我和谐程度高于女生。

本文结果显示，大学新生的自我和谐与适应性、自我和谐与生命意义感均呈显著负相关，自我和谐与生命意义感呈显著正相关，自我和谐总分、生命意义感能够显著预测适应性总分。表明大学新生的自我和谐程度与生命意义感越高，适应性越好。自我和谐程度与生命意义感高的大学新生，能够更好地基于自我经验调整所面对新环境时产生的自我差距，能够将自我与外界环境协调统一，明确个人生活目标，可更好地适应大学环境。而自我和谐程度与生命意义感较低的大学生，在进入大学后内心将体验到更多的冲突和矛盾，生活目标模糊，则可能表现出抑郁情绪、手机依赖、人际关系困难等多方面问题^[11]，导致适应不良的产生。

本文结果显示，自我和谐总分、生命意义感可以解释适应性总分中66%的变异。进一步中介效应分析发现，生命意义感在自我和谐与适应性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比23.18%。这就说明，大学新生的自我和谐程度通过生命意义感间接作用于其大学适应性，也即自我和谐程度越高，学生体验到的生命意义感越强，对大学学习、生活等诸方面的适应性越好。

生命意义感是人格组成中可以通过特定方法来塑造的一种特质^[6]，个体内外和谐统一，更加有利于自身树立明确目标、追求生命价值。已有研究证明，大学的自我和谐程度与生命意义感的关系密切^[12]，个体的自我和谐程度高表明内外协调一致，则会对生活产生更多期待与目标，生命意义感越强。Heintzelman等^[13]研究表明，生命意义感与个体情绪体验密切相关，积极情绪对生命意义感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同时也能够进一步提高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那么就更有利于大学新生适应新环境。然而，当新生的自我和谐程度较低时，强烈的冲突体验给个体带来负面情绪，不仅降低生命意义感，而且容易产生社会性无聊感，甚至自杀意念等问题，这些无疑增加大学适应的难度。蒋海飞等^[14]研究也表明，生命意义感在日常烦心事压力知觉和心理适应间起调节作用，具有较低生命意义感的大学新生在面对日常烦心事时心理适应状态变差。综上所述，自我和谐程度较高的学生，在面对新大学环境时能够积极进行自我调整，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树立目标、追求价值提高生命意义感，获得更好的适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