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业思想主要是指人在职业实践活动中的精神状态和总体态度，是职业道德的集中体现^[1]。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有着浓厚的敬业传统。早在先秦时期，孔子的“执事敬”“事思敬”的敬业思想，就成为后来儒家士人普遍遵守的一种道德准则^[2]。中国古代医儒同源。《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作为医学之祖，是一本医学经典，也是一本传统文化尤其是哲学思想经典^[3]。就其人文思想来讲，《内经》汲取了先秦儒家关于“敬业”的思想内核，并从职业理想、职业态度和职业技能三个层面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和发展。这三个层面互为一体，各有侧重，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总体上，《内经》敬业思想认为，医者要有做“上工”的职业理想；要有“道甚明察”“临事以适道术”和“语之以其善”的职业技能；要有“审慎”和“从容”的职业态度。

医学生作为我国未来医疗卫生事业的生力军，承担着“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重任，其执业后的敬业思想状况将直接影响着医疗卫生事业的健康发展。因此，医学院校应该通过学习和借鉴《内经》敬业思想，把握好医学生敬业思想教育的着力点，不断加强医学生敬业思想教育的实效性。笔者认为医学生敬业思想教育应该着力于以下三个层面的内容。

树立崇高的职业理想，做一名德艺双馨的“好医生”是医学生敬业思想教育的核心。因此，医学生敬业思想教育应首先着力于医学生的职业理想教育。《内经》已经认识到职业理想的重要性，把当前人们所期待的“好医生”称为“上工”，其价值导向在于医者要树立做“上工”的职业理想。为了实现这一职业理想，《内经》从讲求医德和锲而不舍两个方面作了具体要求。

《内经》认为，德是一个人的正常状态，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无德，即意味着做人的意义消失了。因此，《内经》认为医者应该首先讲求医德。《灵枢·师传》具体指出，行医可以“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百姓无病”，从而使恩德教化在民间广泛施行，最终达到“上下和亲，德泽下流”的境地。在这里，德是医的结果，医是德的前提条件，医德之源就这样从《内经》出发了。不仅如此，《内经》还引入了儒家君子的概念，来进一步说明医德的重要性。《灵枢·通天》认为人有五种形态，其中“阴阳和平之人，其状委委然，随随然……众人皆曰君子”。意思是属于阴阳和平的人，往往外貌从容稳重，举止大方，众人都认为这类人很有德行。可见，《内经》已经明确倡导医者要讲求医德，要有一颗儒家君子的仁爱之心。

从事任何一个职业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因此，对医者而言，只有具备锲而不舍的精神才是实现“上工”理想的关键。《灵枢·经别》在介绍十二经别的循行路线以及诸经别之间离合出入的配合关系时，认为“夫十二经脉者，人之所以生，病之所以成，人之所以治，病之所以起。学之所始，工之所止也”。“止”的本意是停止的意思，但在这里特指“奋斗不止”，其和“大学之道……在止于至善”中的“止”具有相同的涵义。这句话强调了十二经脉的重要性，指出医者应当把十二经脉作为终生不断深化学习的内容。在学习过程中，不应游移不定，应锲而不舍，奋斗终生。在今天看来，《内经》“学之所始，工之所止”的观点正是历代医者锲而不舍追求“上工”理想的生动写照。

《内经》对职业理想的认识具体而深刻，并且这种认识深深地影响了后世。“药王”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一文中论及的医者应该具有的“大医精诚”观与《内经》所倡导的“上工”的职业理想观就是一脉相承的。当前，医学院校开展医学生敬业思想教育，应该传承好《内经》的这种职业理想观，着力于做“上工”的职业理想教育，致力于使广大医学生争做新时代的“上工”。这种新时代“上工”的实现路径，一是要培养医学生的仁爱之心，使其充分认识到医者救死扶伤的重要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二是要树立其终身学习的意识，在求医的道路上，去故就新，锲而不舍，从而使他们在医学这一“精光之论，大圣之业”中做出更大贡献。

医学是一门人学^[4]。医生的敬业对专业性的要求比其他职业一般更高^[5]。因此，追求精湛的职业技能是实现敬业的基本条件。《内经》把职业技能概括为“术”。为了使医者掌握精湛的医术，《内经》提出了“道甚明察”“临事以适道术”和“语之以其善”的职业技能观。“道甚明察”就是要具有较高的医学理论水平。“临事以适道术”就是要具有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语之以其善”就是要具有以患者为中心的沟通技能。

学好医学理论是掌握精湛医技的基础。《素问·方盛衰论》特别指出，“道甚明察，故能长久”。这里的“道”是指医学理论，也就是医理。意思是，医理极高明了，所以能长久取得疗效^[6]。对于如何掌握好医理，《灵枢·禁服》提出了“夫约方者，犹约囊也，囊满而弗约，则输泄；方成弗约，则神与弗俱”的观点。这里的“约方”指的是把诊断和治疗方法，通过提纲挈领的方式归纳起来；“约囊”指把口袋扎起来。这句话是指医者要在认真学习的基础上，注意对医理总结归纳。如果不能提纲挈领地结归纳，则杂而不精，就不能在临证工作中做到出神入化，运用自如。可见，《内经》十分重视医学理论，不仅指出了医学理论的重要性，还具体提出了掌握医学理论的方法论，值得我们后人学习和深思。

《内经》认为，要想掌握精湛的医技，应在掌握医理的基础上，还要具有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素问·解精微论》提出了“卑贱富贵，人之形体所从，群下通使，临事以适道术”的思想。意思是人们的卑贱富贵以及身体素质等具体情况千差万别，具有不同的适应症。只有明白了这些道理，才能把学到的医理运用到实际的临证工作中去。《内经》实际上提出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因为医理如果不与实际相结合，就不会“适道术”。对于理论与实际如何相结合，《灵枢·官能》提出了“法于往古，验于来今”的观点。认为医者应该取法古人的医术，用临床实践来检验。可见，《内经》已经充分认识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意义。

良好的人文关怀意识和能力是实现治病救人的重要一环^[7]。在《内经》看来，这种人文关怀意识突出地体现在医患沟通技能上，指出“语之以其善”是掌握医患沟通技能的精髓所在。《灵枢·师传》认为“人之情，莫不恶死而乐生”，意思是怕死求生是人之常情。因此，在行医诊断时，医者一定要针对患者的具体情况因人行医，并“告之以其败，语之以其善，导之以其所便，开之以其所苦”。医者的医技是否高超，其衡量标准之一就是能否对患者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地进行循循善导，使其了解疾病的危害，从而配合治疗。《内经》“语之以其善”的医患沟通技能观充分体现了以患者为中心的医患沟通原则。在医患关系较为紧张的时期，《内经》的这种医患思想对医师处理好今天的医患关系具有现实意义^[8]。

医学院校开展医学生敬业思想教育，应该借鉴《内经》“道甚明察”“临事以适道术”“语之以其善”的职业技能观，着力于开展以上三个方面的职业技能教育。在基础教学阶段，要侧重于对医学生进行医学理论知识的储备，使其具备较高的医学理论水平；在后期实践教学阶段，要贯彻落实好“早临床、多临床、反复临床”的教学要求，使其掌握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能力。同时，要贯通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注重医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通过组织开展一系列以患者为中心的医患沟通教育实践活动，使其掌握基本的医患沟通技能。

良好的职业态度是敬业的外在表现，是医学生敬业思想教育的又一着力点。在《内经》看来，医学是“能杀生人，不能起死者”的人学。因此，行医诊断一定要“审慎”和“从容”。时至今日，“审慎”和“从容”的职业态度观对我们仍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审慎是《内经》倡导的基本职业态度。在《内经》一百六十二篇论著中，出现“审”“谨”“谨察”“审察”等代表审慎思想的词汇多达十余篇，充分彰显了《内经》审慎的行医态度。《灵枢·终始》指出“深居静处，占神往来；闭户塞牅，魂魄不散。专意一神，精气之分，毋闻人声，以收其精，必一其神，令志在针”。意思是说医者在做针灸时，一定要专心致志，就好像闭户塞窗，深居静处。在这种情境下，没有一点杂念，听不到旁人的任何声音，所有的精神都会集中在临证诊断上。这是《内经》要求医者全神贯注、严谨审慎行医诊断的最为形象性的表述，是其审慎行医思想的集中表达。《内经》所倡导的这种医风，为后来人如何行医问诊指明了风向标^[9]。

《内经》很看重从容不迫的行医态度。《素问·徵四失论》提出了“治数之道，从容之葆”的观点，认为医者在诊治疾病时，具有从容和缓的行医态度是最为宝贵的。《素问·示从容论》还专门论述了医者在诊断疾病时一定要全面深入、从容不迫的重要性。该篇明确指出，临证诊断应当从容分析，“夫脾虚浮似肺，肾小浮似脾，肝急沉散似肾，此皆工之所时乱也，然从容得之”。意思是一般医者时常搞乱的脉象，如果能够从容沉着地应对，细致分析，还是可以辨别的。该篇还指出，“明引比类、从容，是以名曰诊轻，是谓至道也”。也即医者在行医时要懂得引物比类、从容分析的法则，这是诊治的根据，也是最高明的临床诊断之道。

正是本着这种“审慎”和“从容”的职业态度，《内经》开启了中医药学生命至上的人文精神之源。所以，医学院校开展医学生敬业思想教育，还应借鉴《内经》的职业态度观，着力于对医学生开展“审慎”和“从容”的职业态度教育。首先，要把这种职业态度融入课堂教学之中，使医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感受到传统文化的巨大魅力和时代风采；其次，要通过组织开展爱心教育等系列主题校园文化活动，逐步培养其生命至上的人文情怀，从而升华出对医学事业的敬畏之心。

《内经》敬业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医药学领域的具体体现，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10]。因此，医学院校应该深入挖掘《内经》敬业思想的丰富内涵及其时代教育价值，着力于职业理想、职业技能和职业态度三个层面开展敬业思想教育，从而不断增强敬业思想教育的精准性和实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