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济宁医学院临床医学院, 济宁 272067;
3. 济宁医学院第二临床学院, 济宁 272067;
4. 济宁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 济宁 272067
2. School of Clinical Medicine, Jining Medical University, Jining 272067, China;
3. The Second Clinical College, Jining Medical University, Jining 272067, China;
4.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Jining Medical University, Jining 272067, China
当今,智能手机已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在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快捷和便利的同时,智能手机这把双刃剑也带来了一个问题——手机依赖。它作为一个处于心理学和医学交界的概念,国内学者对其定义侧重点不同。韩登亮等[1]从心理学角度出发,认为手机成瘾是手机过度使用导致生理和心理上的不适应;黄林娟等[2]认为手机成瘾是反复使用手机造成的精神行为障碍从而导致生理和心理不适;师建国[3]在2009年从医学角度系统地提出了手机依赖综合征这一概念:个体手机行为的失控导致的生理,心理及社会功能受损的痴迷状态。本文将沿用此定义。在中国社会信息化浪潮中,大学生这一前沿群体变成了手机依赖的主要人群。特别是课业繁重,就业压力较大的医学专业学生。既往有研究显示医学生手机依赖倾向显著高于其他专业[4-5]。本文通过对济宁医学院不同年级不同专业医学生的调查,了解医学生手机依赖综合征现状及其影响因素。为大学生手机依赖综合征的防治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济宁医学院大一到大五在校医学生。共发放问卷450份,有效问卷437份(有效回收率97.11%)。其中大一67人(15.3%),大二101人(23.1%),大三176人(40.3%),大四54人(12.4%),大五39人(8.9%);男生211人(48.3%),女生226人(51.7%);临床专业174人(39.8%),非临床专业263人(60.2%)。调查内容包括手机依赖情况和一般情况。
1.2 方法在预调查的前提下,对调查对象以年级专业分层并以宿舍为单位整群抽样。
1.2.1 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量表(MPATS)该量表包括16条项目,使用从1(非常不符)~5(非常符合)5点计分原则检测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得分越高则手机成瘾倾向越高。全表包含阶段症状、凸显行为、社交抚慰和心境改变4个维度。Cronbachα系数(信度系数)为0.83,四维度α系数在0.55~0.80之间。量表重测信度为0.91,四维度重测信度在0.75~0.85之间。本文引用陈雪红等[6]手机行为成瘾的界定,得分≥48分定义为手机行为成瘾。
1.2.2 一般情况调查表为自行设计表格。共有12个问题,包含性别、年龄、年级、专业、消费水平、是否独生、不及格科目数量、接触智能手机时间、有无留守经历等。收集被试者的人口学资料及手机依赖综合征基本情况。
1.3 统计学方法用Epidata3.0建立数据库,采用SPSS18.0统计软件包进行数据统计和分析。定性资料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影响因素分析采用二元logistic逐步回归分析,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手机依赖综合征情况MPATS得分均值为(43.55±11.361)分,最高得分16分,最低74分。总体手机依赖综合征检出率是37.8%,其中女生手机依赖综合征检出率(42.5%)高于男生(32.7%),二者差异具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月均消费水平分组及不同学习状况分组的手机依赖综合征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另外,曾经有过留守经历学生达112人,占总人数的25.6%,其手机依赖综合征检出率(49.1%)高于无留守经历组(33.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年级,专业,接触手机时期分组,喜欢参加社交与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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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人口学特征医学生手机依赖综合征检出情况比较(n,%) |
以受试者是否存在手机依赖综合征为因变量,采用进入法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输入以下条目为自变量:性别、留守经历、消费分组、重修课程门数、年级、专业、接触智能手机时期。变量赋值见表 2。经4次迭代,性别、留守经历、消费分组最终进入模型,模型总预测率为66.6%。消费水平3组回归系数呈递增趋势(0.752~1.571),性别和留守经历回归系数均为正值。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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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变量赋值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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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医学生手机依赖综合征影响因素的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进入法) |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手机依赖综合征检出率为37.8%。国内以往手机依赖综合征检出率高低不一。黄海等[7]2013年报道为15.4%,孙江伟等[8]2014年对复旦大学学生的调查结果为22.4%,邹云飞等[9]2011年调查结果为17.0%,陆少艳等[10]及李丽等[11]分别在皖南医学院和辽宁某医学院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医学生手机依赖综合征检出率分别为15.8%和36.9%。本文检出率高于以往的调查结果,可能与手机依赖综合征诊断标准不同,使用的量表不同以及智能手机与无线网络的迅速发展有关。从2012年的3.88亿手机网民[12]到2015年的12.4亿智能移动终端用户数量[13],智能手机使用人数发生着巨大变化,显而易见,大学生的手机使用情况也日新月异。
本文发现女生手机依赖综合征检出率高于男生,与以往研究结果相符合[14-15]。可能是女生更多愁善感,情绪波动更丰富,但在实际人际沟通中又羞于表达,而手机出色的社交功能软件如微信、QQ等则成为了一个很好的情绪宣泄工具。但是国内对于手机依赖综合征在性别是否存在差异的调查结果并不一致。如李源晖等[16]研究显示男生手机依赖综合征高于女生,沈贤等[17]的研究结果则表明两者无统计学意义差异。可能与所选用测量量表的侧重点不同、地域、学校类型的差异有关。
本文通过logistic分析发现,随消费水平的上升,回归系数增大。表明月均消费水平越高,手机依赖综合征的比例越高。手机作为消费品,其大多数使用行为都会带来手机消费。如打电话、发短信、移动流量套餐及手机应用的使用等。《2015中国移动互联网发展指数数据报告》中提到用户覆盖率TOP20的手机应用中就包含手机淘宝、支付宝、美团等高消费软件。每月充足的生活费是手机消费行为发生的必要条件。研究表明,手机依赖倾向高的大学生手机使用时间明显高于手机依赖倾向低者且月均手机消费高者手机依赖倾向显著高于手机消费较低者[18]。另外大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群体,虽已成年但价值观体系大多尚未成熟,各领域一些企业为开拓未来市场,培养潜在客户,大肆宣扬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思想观念,这对于热衷于“赶时髦”的大学生来说影响颇深,也间接加重了家庭负担,更对手机依赖综合征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对此,家庭、社会、学校理应联合引导大学生树立勤俭节约的健康消费观念,加强大学生消费理财知识教育,从而减少不必要的手机消费。
本文结果还显示,有留守经历的医学生中手机依赖综合征的比例显著高于无留守经历组。国内学者研究发现留守儿童的孤独感评分明显高于非留守儿童[19-21]。在儿童遭遇外界压力如疾病、学习成绩不理想、学校人际关系紧张等得不到父母的帮助和关心且孤独感对手机依赖综合征有着正向预测作用[22]。留守儿童由于没有双亲陪伴,家庭感情生活空虚,手机既发挥着情感宣泄的社交功能,娱乐休闲又成本低廉。并且青少年时期接受能力强,自控力又较弱,不良习惯易于养成。
作为伴随科技发展出现的新型病症,手机依赖综合征对于人体有着颇多危害。Nylund等[23]研究发现连续暴露于手机辐射大于10h则会出现神经内分泌代谢紊乱,细胞分子表达异常等。Fredrik等[24]发现青少年长时间使用手机后,头疼、眩晕、注意力不集中等问题明显增多。国内诸多研究结果表明手机依赖对于睡眠质量有着明显负面作用,手机依赖组的睡眠质量显著低于非手机依赖组[6, 25-26],并且手机依赖会降低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27],对周边亲友产生疏离感[28]。同时手机依赖组的神经焦虑得分也显著高于非手机依赖组[29]。
作为未来医生的医学生们正处在知识储备剧增,健全人格形成的关键阶段,对手机依赖有关部门、家庭、学校需采取必要的干预措施。目前对于手机依赖国内有多例干预研究实验,如以体育锻炼为主的综合防治探索[30]。经体育锻炼后MPATS得分和量表的4个因子均显著降低。以认知教育为主的干预研究,受试者的手机依赖倾向也得到了明显的改善[31]。家庭中,父母应尽量避免长期的亲子分离状态,对孩子的精神生活多加关心,以降低留守儿童的孤独感,减少手机依赖综合征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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