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体力活动不足(physical inactivity)已成为备受世界卫生组织及各国关注的重要公共健康问题，多项研究表明体力活动欠缺是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1-2]，因此，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预防和控制非传染性疾病行动计划2013—2020》中，明确将提升居民体力活动水平列为减轻慢性病负担的重要策略。然而，在全球范围内，有23%以上的成年人以及81%以上的学龄期青少年存在体力活动不足[3]，并有研究表明，在高收入国家以及中低收入国家，体力活动不足的发生率呈上升趋势[4]。国内对于体力活动水平的研究，多集中在经济发展较为发达的一些城市或地区[5-7]，而基于全球范围内体力活动不足的流行趋势来看，中小城市居民的体力活动水平也不容乐观。本文拟针对济宁市任城区居民开展体力活动水平调查，以发现体力活动不足的相关影响因素。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选取3个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骨伤医院、鲁抗医院、众和医院)及2个乡镇卫生院(南张镇卫生院、安居镇卫生院)作为调查现场，随机抽取310名居民作为调查对象，回收有效问卷300份，问卷回收率为96.77%。
1.2 方法本文调查表采用WHO推荐的国际体力活动问卷(International Physical Activity Questionnaire，IPAQ)，由调查员集中或入户进行面对面调查。问卷内容包括基本信息、职业性体力活动、交通性体力活动、休闲性体力活动、静态行为、睡眠行为，主要询问调查对象从事以上各类活动的频度和时间。体力活动强度用代谢当量(MET)表示，高强度体力活动的MET值为8.0，中强度体力活动的MET值为4.0，步行的MET赋值为3.3。按照IPAQ工作组推荐的标准，将体力活动水平分为3级：1)体力活动活跃每周高强度体力活动时间≥3d且每周总体力活动水平MET≥1500，或者每周各类体力活动时间≥7d且每周总体力活动水平MET≥3000；2)体力活动充分每周高强度体力活动时间≥3d且每天此类活动时间≥20min，或者每周中等强度体力活动时间≥5d且每天此类活动时间≥30min，或者每周各类体力活动时间≥5d且每周总身体活动MET≥600。3)体力活动不足为未满足以上标准的体力活动[8]。
1.3 统计学方法使用Epidata 3.1建立数据库，SPSS21.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对于等级资料率的比较采用秩和检验(Mann-Whitney U检验或Kruskal-Wallis H检验)，检验水准为α=0.05；多因素分析采用二元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拟合时以α入=0.05，α出=0.10对变量进行纳入和剔除标准。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本次调查男性190名(占63.3%)，女性110名(占36.7%)。被调查者年龄在9~87岁之间，平均年龄为38.89±17.02。居住在城市154名(51.3%)，农村146名(48.7%)。文化程度以本科居多，占29.8%；职业以农业劳动者、学生居多，分别占24.1%、27.8%；54.4%的居民年收入集中在3万~10万之间；患有慢性病的居民有64名(21.3%)；有慢性病家族史的居民有136名(45.3%)；自评健康状况：175名(58.72%)居民认为健康状况较好，95名(31.88%)居民认为一般，仅28名(9.4%)居民自评健康状况较差。
2.2 体力活动现状在调查的居民中，体力活动不足者57名，占19.0%，体力活动充足者201名，占67.0%，体力活动活跃者42名，占14.0%。不同特征居民体力活动现状比较分析结果显示：不同年龄、学历、职业、居住地、家庭收入、自评健康状况居民的体力活动水平不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60岁及以上人群、低学历人群、在校学生、城市居民、低收入人群、自评健康状况差的人群，体力活动不足的比例较高。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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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济宁市任城区不同特征居民体力活动现状(n=300, n/%) |
本部分将体力活动活跃和体力活动充分统归为体力活动充足，以体力活动水平为因变量，将单因素分析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年龄、学历、职业、居住地区、家庭年收入、自评健康状况作为协变量，进行二元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收入10万及以上的人群发生体力活动不足的危险性是低收入人群的0.249倍，第三类职业发生体力活动不足的危险性是第一类职业的16.543倍，自评健康状况较差的居民体力活动不足的危险性是自评健康状况较好的3.566倍。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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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济宁市居民体力活动不足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 |
体力活动不足等不良生活方式是慢性病发生的决定性因素[9]，在低资源地区指导人群形成健康的行为生活方式是防控慢性病的主要途径之一，因此为有效应对慢性病的流行，需加强对体力活动不足等可改变的风险因素的研究。本次调查显示济宁市任城区居民体力活动不足的比例达到19.0%，低于广东省2007年的调查(23.4%)[10]以及吉林省2014年的调查(26.4%)[11]，但高于香港人群(15.3%)的调查结果[4]。由于IPAQ量表的特殊性，测量结果与测量时间、季节、气候[12]存在一定关系，因此，需注意测量结果的客观可比性，此外由于客观条件限制，本次调查样本量偏小，样本的代表性可能不足。
职业、收入、自评健康状况是影响调查对象体力活动水平的关键因素。在校学生体力活动不足比例明显高于农业劳动者、商业服务业员工。国内多项研究显示，大学生的体质状况呈现出持续下滑的状态，可能与其日均静坐时间较长，体力活动水平普遍较低有关[13]，因此应进一步加强对在校学生体力活动水平的关注及其行为的干预；高收入人群体力活动不足的比例低于低收入人群，有研究显示：当经济生活条件达到一定水平，人们才会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参与以体育锻炼(闲暇时间体力活动)为主的体力活动[14]，以达到增进健康的目的，因此, 针对不同收入水平的人群，尤其是低收入人群，应进一步深入分析其体力活动模式及水平的相关影响因素，以采取有针对性地干预策略；自评健康状况较差的人群，可能存在某些方面的功能受限，导致其体力活动不足的比例明显高于自评健康状况较好的人群，有研究显示：健康状况是从事体力活动的基础，良好的健康状况有助于其达到适宜的体力活动水平[15]，而自评健康状况也会随活动水平的增加而变好[16]，因此，体力活动与自评健康状况之间相互促进。
本文的局限性：本文仅是关注社会人口学因素的体力活动水平的横断面调查。下阶段，尚需针对各类人群，展开大样本的纵向研究，对于体力活动不足影响因素的探讨不仅需要考虑个体因素，还应基于健康社会决定因素的指导，充分关注工作生活环境、社区物质环境、社会环境、自然环境等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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