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业精神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坐标之一，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1]。古代中医文献蕴含着浓厚的敬业精神，具有内涵丰富、特色鲜明的敬业观。可以说，古代中医文献中的敬业观是中国传统人文精神在医学领域的体现。《子华子·北宫意问篇》认为：“医者，理也；理者，意也。”《医门法律》也指出：“医，仁术也，仁人君子，必笃于情。”古人对医者的定义，本身就是对医者敬业观的高度凝练和概括。具体讲，古代中医文献中的敬业观具有三个维度，即医德、医技和医风。三个维度各有侧重，互为一体，共同构建了一个系统完备的中医敬业思想体系。本文拟从这三个维度为基础，系统梳理和探析古代中医文献中的敬业观。

中国古代医儒相通。儒家的仁爱思想深深影响并主导了医德的思想内涵。这种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认为“医乃仁术”，二是强调“首重立德”。“医乃仁术”体现的是医德的本质属性，“首重立德”是医德的外化显现。几千年来，古代中医正是在这种医德观的指引下，才有了“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的人生理想，以及“儒医”之名^[2]。

《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强调医者既要“守数据治”精通医术，又要“从容人事”恪守医德。可以说，《内经》的这种思想奠定了中医学医术与医德两位一体的伦理思想基础^[3]。《内经·灵枢》要求医者要“入国问俗，入家问讳，上堂问礼，临病人问所便”，并且要求对待患者要“举乃和柔，无自妄尊”。这些观点不仅成为后世行医的指导规范，也成为仁爱精神在医学领域的具体体现。

唐代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一文中系统地论述了医德的重要性。他认为苍生大医必须具有两个条件：一是“精”，即技术的精湛；二是“诚”，即品德的高尚^[4]。“精”与“诚”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共同构筑了“大医”的完美与和谐。《大医精诚》也成为我国最早完整论述医德的文献。孙思邈还认为：“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意指医术高超的医生治疗疾病，必定是集中精神，稳定情绪，看到患者首先产生“恻隐”之心，才能树立解除患者“含灵之苦”的决心。而这一切的基础，在于要有高尚的医德。另外，孙思邈还告诫医者，对有钱有地位的人，不能为了炫耀自己高超的医技，而“处以珍贵之药，令彼难求”。他认为，这种行为不符合儒家的“忠恕之道”。可见，孙思邈的医德观彰显了医德的本质属性。

千百年来，古代医者正是秉承“医乃仁术”的思想，在医疗实践中才留下了众多“首重立德”的千古佳话。清代袁枚在《徐灵胎先生传》中高度赞扬了当时的名医徐大椿所具有的高尚医德。他认为医德与医技如同皮与毛的关系，医德之皮如果失去的话，医技之毛也就不存在了。他指出“人但见先生艺精伎绝，而不知其平素之事亲孝，与人忠”。意思是徐大椿之所以有如此高的医技，正是遵循“事亲孝，与人忠”这种高尚医德的结果。《太平广记·神仙传》更是诗意化地歌颂了“首重立德”的医学社会学意义。该文记载道：董奉“日为人治病，亦不取钱，重病愈者，使栽杏五株，轻者一株，如此数年，计得十万余株，郁然成林。”自此以后，“杏林”一词成为我国医学界的代称，“誉满杏林”也成为百姓称颂医者医术高明和医德高尚并举的经典词汇。

在倡导“首重立德”的同时，古代医者对种种不道德、反道德的恶俗陋习给予了明确批判或告诫。明末清初的李中梓在《不失人情论》中，列举出便佞、阿谀、欺诈等多种行医的不良现象。认为这不仅是医者的恶俗陋习，而且有违病情，有害医德。他明确提出要祛除这些恶俗陋习，并告诫圣人以不失人情为戒，欲令学者思之慎之，勿为陋习所中耳^[5]。

医是以术载道的职业^[6]。《内经·素问》认为医者应该“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也就是要掌握多方面的知识。《内经》之后，这种思想被后代医者传承并发扬光大，逐渐形成了勤求古训、精究医术的敬业传统。

勤求古训是《内经》对医技的基本要求之一。《内经》认为医者不仅要精研医学理论，重视古人诊疗经验，而且还要“每旦读之”，“自强于学”，也就是要对医学经典文献系统学习。历代医学名家都认同《内经》的这种勤求古训的观点。他们认为，只有如此才能在临床实践中无往而不利。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序》中提出了“才高识妙”论。他认为，人体的生理病理玄妙隐微，幽深奥秘，变化无穷。只有才学高超见识精妙的人，才能探究其精髓。而这种“才高识妙”的基础正是来源于“勤求古训”。在《伤寒杂病论·序》中，张仲景有感于自己的族人“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于是就“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最终，他在前人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从医体会，写成了《伤寒杂病论》这一巨著，奠定了中医伤寒病的理、法、方、药的理论基础。

孙思邈在《大医习业》中要求：“凡欲为大医，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诸部经方。”他还在《大医精诚》中强调：“故学者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医道已了，深自误哉。”孙思邈的这种“博极医源，精勤不倦”的观点，正是在告诫广大医者，要想成为苍生大医，就必须广博深入地学习医学知识，否则就会误人误己。据《吴氏医话两则》记载，清代医学家吴楚就是勤求古训的典型代表。他“自《灵》《素》而下，以及于近代诸书，无不细心探讨”，而且相互考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最终成为一代名医。

《古今医鉴》中的“至重惟人命，最难却是医”这句警医箴言，点明了中国古代医者要精究医术的根本原因。正是古代中医这种以人为本，重视生命的医学本质观决定了医者一定要具有精究医术的敬业观。

明代张介宾在《病家两要说》中认为，作为一名医者，一定要精究医术，望闻问切要做到综合运用，融会贯通。他指出：“然必也小大方圆全其才，仁圣工巧全其用，能会精神于相与之际，烛幽隐于玄冥之间者，斯足谓之真医，而可以当性命之任矣。”意思是说，只有胆大、心细、行方、智圆以及才干全面突出，望闻问切综合运用的人，才能够成为真正的医生，才可以担当“性命之任”。清代吴尚先在《理渝外治方要略言》中说道：“医以济世，术贵乎精。”这句话则进一步强调了精究医术的重要性。可见，作为一名医者，要想践行“仁术”，治病救人，就要勤奋苦读、精益求精。

医学是一门人学^[7]。医者的诊疗行为，处处关系到人的生命和健康，正可谓“医关性命”。这就要求医者在行医时不仅要严谨审慎，望闻问切不得有丝毫的差错，还要重义轻利，以自己的行动践行“儒医”的千秋古训。

作为中医之祖，《内经》特别强调严谨审慎的医风，提出了神无营于众物者，静志观病人，无左右视^[8-10]的观点。就是要求医者在行医诊治时，一定要聚精会神，心无旁骛。《内经》所倡导的医风，为后来人如何行医问诊指明了风向标。晋代医家王叔和在《脉经·序》中认为：“医药为用，性命所系……，一毫有疑，则考校以验。”在这里，王叔和强调了医者的重要职责，明确了诊疗时要百分之百确诊，不得有丝毫疑虑，否则应该反复验证。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中也强调了严谨审慎的重要性。他告诫医者：“省病诊疾，至意深心；详察形候，纤毫勿失；处判针药，无得参差。”意思是作为医者，在诊察疾病时，一定要专心致志，不得有一丝一毫的差错。

历代医者均反对行医草率之人。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序》批评了草率行医的行为。他说：“观今之医，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始终顺旧……夫欲视死别生，实为难矣！”意思是如果草率诊治，想要辨识不治之症或判别出可治之症就非常困难了。这从另一方面强调了严谨审慎行医的重要性。

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下，历代医者都反对把从医作为谋取私利的手段。他们认为医者应该弘扬义以为上的道义原则^[9]，成为重义轻利的践行者。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中说：“医人不得恃己所长，专心经略财物。”可以说，这是关于从医要“重义轻利”的最明确观点。明代李挺在《医学入门·习医规格》中说：“治病既愈，亦医家分内事也。纵守清素，借此洽生，亦不可过取重索。”在这里，李挺把医家的“纵守清素”与“不可过取重索”相对比，更加突出了“重义轻利”的思想。

明代陈实功在《外科正宗·医家五戒十要》中认为：“贫穷之家及游食僧道，衙门车役人等，凡来看病，不可要他药钱，只当奉药。再遇贫难者，当量力微赠，方为仁术。”在这里，陈实功把“重义轻利”的行医作风归结为“仁术”，进一步诠释了“医乃仁术”的本质内涵。

清代吴楚在《医医十病》中认为，普通人会生病，而医者也会生病。普通人的病是躯体之病，而医者的病是思想认识之病。他进一步说：“医之为病，止在一心。心存济人，则诸病不起；心专利己，则诸病丛生。”这句话强调了作为一名医者，一定要在行医时重义轻利，否则也会像病人一样“诸病丛生”。

《内经》曰：“法于往古，验于来今。”古代中医文献中的敬业观，展示了中医学的独特文化内涵，呈现出中医人文精神的深厚底蕴。因此，我们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10]。尤其是在医学生敬业观教育过程中，我们要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古代中医文献中的敬业观。要结合新时代要求，通过开展“医乃仁术、首重立德”的医德教育，使广大医学生认识到医学的本质内涵。通过开展“勤求古训、精究医术”的医技教育，使他们认识到掌握精湛医技的重要性。通过开展“严谨审慎、重义轻利”的医风教育，使他们在未来的医疗卫生事业中铸就“苍生大医”的魅力风范。总之，医学院校要通过对敬业观三个维度的系统性教育，使广大医学生在未来的工作岗位上，干一行爱一行，从而进一步改善人民群众的就医体验，提高人民群众对医学教育教学以及医疗卫生事业改革的“获得感”。